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1篇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_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2篇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谷崎文学以丰富的内容、流畅的叙述、熟练的表达技巧，以及对官能美和日本古典美的思考和描写，获得了“大谷崎”“谷崎朝时代”等盛赞。1937年谷崎润一郎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49年以《细雪》荣获朝日文化奖。1963年《疯癫老人日记》获得每日艺术大奖，1964年被选为全美艺术院・美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1960年和川端康成一起获得了日本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其五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具备了“恶魔主义”与“古典回归”的文学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这样，谷崎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存在，研究谷崎文学对更好的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谷崎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主题思想研究
国内对谷崎润一郎的主题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其“女性崇拜”思想。比如：蔡榕滨的《娜奥密：娜拉般的勇气、子君般的宿命――析〈痴人之爱〉中的“女性崇拜”思想》和《谷崎润一郎“女性崇拜”辨析》、蔡二勤的《谷崎润一郎的“女性崇拜”思想与〈春琴抄〉》张能泉的《谷崎润一郎女性人物刻画的几个特点》等。另外，还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论述其主题思想的论文。如：陈嫣玲的《永井和风与谷崎润一郎的女性观之比较》和张锐的《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和中国人的女性崇拜》等。
2.美学理念研究
谷崎润一郎作为唯美派的代表作家，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美的世界。关于其美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唯美理念的形成和阴翳美学两个方面。首先，关于其唯美理念的形成，主要集中在和王尔德唯美理念的比较以及对其独特的唯美世界的分析上。比如：吴学平的《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张韵韬的《简论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小说的唯美特色》等，论述了谷崎和王尔德唯美理念的异同。此外，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曾真的《谷崎润一郎唯美主义文学论》、王丽君的《试论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中的唯美主义》、齐的《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世界》等，明确分析了谷崎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理念。其次，在阴翳美学的研究方面，大都是以其作品《阴翳礼赞》的美学思想为理论依据，对其他作品进行解读。比如：任方圆的《谷崎文学的阴翳美学―以〈少将滋干的母亲〉为中心》、丁敏华的《谷崎润一郎小说〈春琴抄〉的阴翳之美》、谭爽、赵薇的《阴翳之恋―解读谷崎润一郎及其唯美意识》、纪录的《浅析阴翳美的形成与日本国民性的关系――以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为例》等。
3.关于谷崎润一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
关于谷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谷崎润一郎的中国之旅以及将其和中国留日作家的比较两个方面。首先，关于其中国之旅的研究有戚江虹的《谷崎润一郎“东洋回归”之路》、孟庆枢的《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李雁南的《谷崎润一郎笔下的中国江南》、崔玮玮的《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文洁若的《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兼议〈细雪〉》、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等。
目前，日本方面关于谷崎润一郎的研究也甚嚣尘上。成立了谷崎文学研究会，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发表。日本国内关于谷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创作思想研究
关于谷崎创作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女性崇拜”思想的解读以及从精神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其创作。关于“女性崇拜”的研究有：高头麻子的『女Zりの造D谷崎一郎における性装、西f保的『谷崎一郎「痴人の邸工刃陇筏づ、谷藤叶月的『られた妖D――『痴人の邸护摔撙牍绕一郎の女性Q、半藤一利的『恋文行ったり来たり谷崎一郎の「神としての女性、金子明雄的『金のかかる女たちと金をかける男たちD谷崎一郎と女性等。从精神心理角度对其创作进行分析的作品有：细江光的『谷崎一郎深婴违欹去辚氓，千叶俊二的『狐とマゾヒズム、罗胜会的『谷崎一郎――背反精神への欲望、三好昭子的『谷崎一郎の否定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xkについての分析、河野多惠子的『谷崎文学と肯定の欲望和『谷崎文学の愉しみ等。
2.创作风格研究
谷崎在其创作中先后形成了“恶魔主义”和“古典回归”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对其创作风格进行研究的著作及论文有：前田久德的『谷崎一郎物Zの生成、小田切秀雄的「『源氏物Zと谷崎一郎、长野尝一的『谷崎一郎と古典、永荣启伸的『谷崎一郎D付流する物Z、三岛佑一的『谷崎一郎と大阪等。
3.作家研究
昭和45年，伊藤整在中央公论社发表『谷崎一郎の文学一文，将谷崎润一郎评价为与西鹤、紫式部并肩的存在。这是战后对谷崎润一郎划时期的新评价。对于作家谷崎润一郎个人的研究还有以下著作及论文：小谷野敦的『谷崎一郎唬禾锰盲郡肴松、永荣启伸的『u还绕一郎、山口政幸的『谷崎一郎・人と文学、吉田精一的『文豪「谷崎一郎Du弧弧⑽哺咝抟驳摹呵嗄昶诠绕一郎和『壮年期谷崎一郎等。
4.关于谷崎润一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
日本国内关于谷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之旅以及和中国作品的比较两个方面。比如：西原大辅的『谷崎一郎と|方主xDD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阎瑜的『谷崎一郎の中国旅行と「支那趣味の涿病缓汀阂痪哦年代の日中文学者交流のル`ツを探るD田hと谷崎一郎の交流を中心に、崔海燕的『二人の南子：谷崎一郎「麒麟と林Z堂「子南子、柿木原组的『Elと谷崎一郎の周x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关于谷崎文学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美意识、作家研究等方面。也有研究谷崎润一郎和中国关系的论文和著作，但大都集中在谷崎润一郎的两次中国之旅以及将其和中国留日作家或作品的比较两个层面。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成因的文章还是凤毛麟角。谷崎润一郎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汉诗造诣，两次中国之旅更是成为其从“恶魔主义”到“古典回归”的转折点。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成因是很有研究价值的。然而，令人高兴的是国内外学者在谷崎文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相信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谷崎文学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叶渭渠.谷崎润一郎传[M].新世纪出版社，2005.
〔2〕伊藤整.谷崎一郎全集[M].中央公社，1983.
〔3〕野口武彦.谷崎一郎.[M].中央公社，1981.
〔4〕江光.谷崎一郎DD深婴违欹氓去辚氓[M].和泉院，2004.
〔5〕孟庆枢.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J].日本学刊，1996，（3）：136-145.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3篇
在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主体性反思文学研究基本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李春青以中国传统经学为研究对象，以“微言大义”“曲折成义”“依经立义”到“求义理之当”勾勒出经学阐释学从先秦到宋的不断拓展和新变，为中国当代阐释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孟琢围绕“训诂通义理”这一论题，梳理了我国传统汉学和宋学的相关讨论，分析了训诂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因语言学化而导致的与传统的断裂，并在这一背景下展示了现代训诂学向阐释学拓展的路径。李建中认为，古典意义上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内蕴“经”正文宗、“史”贯文源、“子”拓文渊和“集”汇文澜的兼性智慧，形成经学训诂范式、史学溯源范式、子学博通范式与集部诗性范式。党圣元提出，“编年”体式作为方法，有利于研究者将文献辑录和叙录、理论阐释和辨析、历史场景还原和叙述等数者融会贯通，从而展现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大批评”“大文论”的风貌。张晶提出，中国诗学的通感艺术手法是“气氛之物”的深刻体现，而且是以语言的内在媒介感发挥其作用的。
陈众议针对韦勒克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做法，提出应辩证地、平衡地守护常数、洞察变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构文学原理的基本立足点。周宪提出，文艺批评的知识社会学触及为谁批评的问题，艺术品、艺术家、受众、批评家和艺术市场等五元结构均可以成为批评对象，有必要将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王一川试图建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与古代心性论传统的关联，认为过去十年间，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融合为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杨春时认为，文学的结构包括三个层面：深层结构是原型层面、表层结构是现实层面、超验结构是审美层面，分别形成了三种文学形态：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李永新认为，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4篇
关键词 文艺美学 美学 文艺学 学科定位
整个20世纪80、90年代，随同中国美学界理论研究热情的复苏、高涨与回落，可以说，_文艺美学_的兴起既是一个洋溢着激情与希望的学理事件，同时也是一场充满了理论扩张的艰难、学科建构的重重困惑的过程。尽管在此之前，20世纪初王国维拿叔本华美学的眼光来考察《红楼梦》的悲剧世界、30年代朱光潜对于文艺活动的心理学探究和诗艺的审美发微、40年代宗白华之于中国艺术意境创构的深刻体察，以及邓以蛰、丰子恺、梁实秋等中国学者对于文艺问题的诸多美学讨论，实际都已经在美学上直接进入了艺术活动领域之中，并且也已经提出或构造了种种有关文艺的美学观念和理论；甚至，再往前追溯，全部中国古典美学的行程，大体上就是一个在文艺创作、体验活动的基点上所展开的美学思想发生、发展和变异的历史；但_文艺美学_被正式当作一门特定的_学科_理论来研究，文艺美学研究之在一种学科意义上得到展开，毕竟还是8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接受了西方美学学科方法以后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努力，文艺美学研究活动不仅一般地追蹑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意图，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超逸了人们对于美学的思辨理解，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呈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图景。
然而，也正由于文艺美学研究是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现的事情，所以，迄今为止，在其学术经历中还存在种种不成熟的方面，或者说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便在所难免--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的某些学科困惑。本文主要就文艺美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提出一点个人的初步看法。
一般而言，_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_涉及了_文艺美学何以能够成立_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它作为一门特定理论学科的存在合法性--为什么我们在一般美学和文艺学（诗学）之外，还一定要设置同样属于纯理论探问性质、同样必须充分体现学科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建构要求，并且又始终不脱一般美学和文艺学（诗学）学理追求的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因此，在我们讨论_文艺美学_问题的时候，总是需要首先解决这样两个方面的疑问：
第一，_文艺美学_学科确立的内在、稳定和连续的结构规定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方式来具体确定_文艺美学_自身唯一有效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
第二，在_文艺美学_与一般美学、文艺学（诗学）之间，我们如何确认它们彼此不同的学科建构根据？又如何在这种根据之上来理解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_文艺美学_建构定位？换个表述方式，即：_文艺美学_之成为_文艺的美学研究_而不是_美学的文艺学讨论形态_的学科生长点在哪里？
显然，在上面两个问题中，有一个共同的症结点，这就是：当我们把_文艺美学_当作一种自身有效的学科形态来加以对待的时候，我们总是将之理解为有别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具体规定（范围、对象、范畴及范畴间的联系等）的特殊理论存在；然而，由于这种_特殊性_又不能不联系着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过程、讨论方式和学理对象，甚至于还常常要使用它们的某些带有本体特性的理论范畴，因而，对于_文艺美学是什么？_的理解，总是包含了对于_美学是什么？_、_文艺学（诗学）是什么？_的理解与确认。_美学是什么？_和_文艺学（诗学）是什么？_的问题，既是据以进一步阐释_文艺美学是什么？_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也是_文艺美学_确立自身独立形象的学科依据。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突围而出，并且直接以_文艺美学_作为这种_学科突围_的具体形式和结果，以_文艺美学_标明自己新的学术身份的时候，对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确切把握，便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因此，我们常常发现，绝大多数有关_文艺美学_学科定位的阐释，基本上都这样或那样地服从了对于美学或文艺学的定位理解，而正是在这里，_什么是文艺美学_成了一个仍然需要廓清的学科定位的难题。
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各种有关_什么是文艺美学_的解答来看，在它们各自的定位理解中，基本上都流露着这样一种一致的倾向：_文艺美学_是一般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的特殊化或具体化，而且还是一般美学自我发展中的逻辑必然。①
我们不妨可以拿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出现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来看一下：
文艺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分支……对艺术美（广义上等于艺术，狭义上指美的艺术或优美的艺术）独特的规律进行探讨……文艺美学的首要任务是以世界观为指导，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探讨和揭示文学艺术产生、发展，以及创造和欣赏的美学原理。② 文艺美学是当代美学、诗学在人生意义的寻求上、在人的感性的审美生成上达成到的全新统一……文艺美学不像美学原理那样，侧重基本原理、范畴的探讨，但文艺美学也不像诗学那样，仅仅着眼于文艺的一般规律和内部特性的研究。文艺美学是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艺术的创造、作品、阐释这一活动系，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以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为己任。③一般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一般美学是研究人类生活中所有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文艺美学则主要研究文艺这一特定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文艺美学的对象是一般美学的对象的特定范围，文艺美学的规律也是一般美学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④
这里，我们就看到，上述对于_文艺美学_学科性质的把握中，非常明确地包含有一个前提：_文艺美学_理所当然地是一般美学的合理延续（发展），而一般美学（包括文艺学）本身在这里乃是一个_不证自明_的存在。如果说，一般美学以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遍性存在及其基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么，_文艺美学_之不同于一般美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从一般美学_照顾不到_的地方--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消费/接受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开始自己的学科建构行程，并进而提出自己对_特殊性_问题的_独特_追问，_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_、_研究文艺这一特定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_。而如果说，文艺学（诗学）主要着眼于综合考察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消费/接受现象的内部本性、结构、功能等，那么，_文艺美学_则探问了文艺学（诗学）所_不涉及_的文艺作为审美活动的本体根据，或者是_以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为己任_。理论的疑云在这里悄悄升起！于是，我们不能不十分小心地发出这样的询问：一般美学（包括文艺学）何以在学科意义上充分表明自己具有这种_不证自明_的可能性？
如果一般美学仅仅是以探讨人类审美的一般性（共同性）规律、普遍性本质为终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任何一部_美学原理_中，都几无例外地要详尽表白自己在诸如_文艺（艺术）的审美特征和活动规律_、_文艺（艺术）创造的审美本质_、_文艺（艺术）活动中的主体存在_等等具体艺术审美问题上的讨论方式和结论，甚至于将对于整个艺术史或各个具体艺术部类的审美考察纳入自己的体系结构之中？就像黑格尔曾经向我们展示的那种美学形态--关于艺术审美问题的思考正构成了黑格尔美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具体特色。⑤
显然，问题的重点，似乎不仅在于_文艺美学_是否能够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中_逻辑地_延伸而来，而且还在于：一方面，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_不证自明性_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实际上，就在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国美学界围绕_美学是什么？_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不休的争论，有许多美学家曾经试图对美学的学科定位作出自己的理论判断，得出明确的结论。但直到今天，我们都很难说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令人确信的关于美学学科合法性的结论；围绕美学学科定位问题所产生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甚至进一步困扰了我们对美学其他许多问题的深入探掘。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_文艺学_的名称本身就被指责为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总称，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所受到的苏联理论模式和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某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实践关系，强调文学研究的社会总括性，始终是文艺学在学科建构方面为自己所设定的美学本位。因此，尽管_文艺学_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名称已经列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所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但人们却几乎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纷纷议论。⑥
由此可见，_美学是什么？_、_文艺学是什么？_作为问题仍然有待具体探讨，亦即在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定位上，我们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谓美学（文艺学）的_不证自明_的可能性，其实成了一种虚妄的理论假设。既然如此，以这种并非_不证自明_的存在当作确立自身学科特性的逻辑前提、理论依据，对于_文艺美学_的建构热情来说，便已经不止于简单的误会，甚而是一种灾难了--实际上，当我们企图在美学或文艺学的_分支_意义上来设计_文艺美学_理论宏图及其合法性的时候，学科存在前提上的某种_想当然_，普遍地造成了对于美学（包括文艺学）无限扩张的幻觉性热情，并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又反过来严重危及到了美学（文艺学）本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从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的_普遍性_与_特殊性_、_一般性_与_具体性_层面，来划分一般美学与_文艺美学_之间的不同规定，把对于美的普遍性、审美规律的共同性的探讨归于美学范围，而把_文艺活动、文艺作品自身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_当作_文艺美学_的独特领地，这里面又显然充满了某种学科定位上的强制意图。应该看到，一般美学虽然突出以理论思辨方式来逻辑地展开有关美的本质、审美普遍性的研究，强调从存在本体论方面来寻绎美的事实及其内在根据，并且不断在思维抽象中叠架自身。然而，一般美学又从来不曾离开文艺活动这一人类审美的基本领域，从来没有在抽象性中取消掉文艺创造、文艺作品、文艺消费/接受过程的审美具体性。事实上，不仅一般美学之于美的思辨是一种由_具体的抽象_而达致的_抽象的具体_，而且，这一_抽象_的所指也同样是文艺之为人类价值实践的审美特性与审美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美学总是把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考察、分析放在一个十分显眼和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更何况，在一般美学中，一切有关人类审美经验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于人类审美发生问题的理论回答，都总是具体联系着（或者说是依照了）人在自身艺术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进行的。特别是当代美学，无论其具体定位方式和定位形态是怎样的，几乎都侧重将对于文艺活动的具体审美分析，包括对于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结构、文艺批评的价值标准、文艺文本的审美结构形式及其历史特性、文艺文本的接受-阐释活动等的思考，十分严整地包容在美学自身的结构性规定之中。可以这么说，一般美学的确是以思辨和抽象来展开美的问题的研究，但它又始终不脱人类文艺活动的具体审美事实；其对于普遍性、一般性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于文艺活动的深刻审美把握而体现出巨大理论意义的。至于文艺理论研究，当然就更不可能超脱文艺活动的审美具体性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只是把_文艺美学_定位为_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_、_研究文艺这一特定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_，或者是_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_，难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为了使_文艺美学_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能够成立，就必须首先将一般美学从思辨层面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将文艺理论从审美的具体过程出发之于文艺活动的分析，统统_悬搁_起来，以便为_文艺美学_留有余地。否则，_文艺美学_所针对的_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_就不免要同一般美学所必然包容的文艺考察相重叠，其所讨论的_艺术的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_就会同文艺理论所实际研究的问题相重合。换句话说，为了保证_文艺美学_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理论演绎顺利展开，一般美学和文艺学必须无条件地出让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且不说这样的_悬搁_，实际是对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基础作了一次流血的_外科手术_。即便_文艺美学_的出现真能让一般美学和文艺学这样做，我们也不禁要问：_文艺美学_是不是真的已经实现了一般美学和文艺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即作为一种_独特的_理论学科，_文艺美学_果然在一般美学和文艺学所_顾及不到_的方面担负起了_独特的_理论任务吗？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予以专门讨论。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悖论：如果说，建构_文艺美学_是为了克服一般美学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够成立的前提，实际又要求后者彻底放弃对于文艺审美特性的具体深入；这显然与提出_文艺美学_学科建构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说，_文艺美学_有助于我们在强化文艺的审美本位基础上，真正发现人类艺术实践的本体特性，那么，把对文艺特殊审美规律的研究从文艺学中抽取出来，最终其实又更加孤立了文艺理论，并且也无益于我们真正理清文艺与特定社会政治的关系。
当然，_文艺美学_的提出本身有其理论研究上的积极性；最起码，它强化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美学界对于文艺活动进行认真的审美研究，把美学的理论视野进一步引向了人类艺术领域。不过，由于_文艺美学_的学科定位问题不仅直接关系着其自身作为一种新学科设想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对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学科性质的把握，因而，从学科建构的实际要求出发，对_文艺美学_的特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具体探究，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而要准确定位_文艺美学_的合法性，下面三个问题不能不先行得到回答：
第一，如果说，_文艺美学_以一般美学的独立分支身份出现，它将如何可能逻辑地体现一般美学的学科特性要求？这里，对于美学学科规定性的认识，是从理论上确定_文艺美学_存在合法性的基础。
第二，如果说，_文艺美学_的学科合法性，是基于文艺理论研究无法有效完成文艺活动的审美本质探索，那么，文艺学的存在合法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说，作为文学理论研究活动的文艺学将何去何从？
第三，无论把_文艺美学_归于美学的分支，还是将之视作文艺学的_另类_，其学科建构都首先要求能够找到专属自身的、无法为其他学科所阐释和解决的独一无二的问题（对象）。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_文艺美学_的学科方式又是什么？二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5篇
曹顺庆提出，我们应当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推进东方文论的话语研究，还原东方文论的价值，进一步探讨东方文论的范畴与话语，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对话。金惠敏认为，中国西学具有四大特性：中国性、比较性、世界性、对话性。我们将迎来一个国际学术星丛共同体的新时代。傅修延考察了叙事热兴起的根源，认为叙事学家不能脱离书斋之外生动活泼的大众叙事实践，而要学会透过纷纭复杂的日常话语去把握社会脉动。李清良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的诠释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并试图在中西阐释学传统的“对话”和“互阐”中，彰显“中国阐释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性”。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6篇
郜元宝用“古典”“今典”“内典”“外典”来概括鲁迅《野草》中的“潜文本”，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与诸多文学源流之间建立联系，展示了现代文学丰富的互文性。辛明应认为，《阿Q正传》的生成过程，隐然呈示出鲁迅与桐城古文家及其流裔争胜的意味，从而实现了“传”的解放，树立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史笔叙事与文体革新的典范。季红真研究萧红《马伯乐》中的语言现象，分析其如何折射了现代中国观念史，对萧红研究和中国现代语言研究都构成了启示。杨联芬分析巴金关于家族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讨论其作品之间的互文性，认为巴金和其家庭的关系启发了对新文化和传统之间关系的重思。吴晓东分析汪曾祺小说的现代特征，认为它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其中中国式的或者说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显露出诗学意义上的独特性。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7篇
J·希利斯·米勒在这篇文章中论及的核心问题，是在电信通讯高度发达的现在，传统的印刷媒介渐趋衰落，与之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途径及其效果的变化。综观米勒对文学生存之难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一下几点：一是电信通讯的产生和飞速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二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三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消解了文学、哲学、精神分析、情书等的意义；四是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文学同艺术一样，只属于过去。而他的对应方法就是利用电子媒体的可塑性，服务于政治，重塑意识形态；而对于文学之难，他却悲观到连解决的方案都没有提出，只是说对于尚存的文学遗脉，要“研究”，要“现在”研究。
不过，笔者却认为，米勒的观点，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从第一点问题电信通讯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说起。的确，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一个电气化的时代来临，电逐渐取代蒸汽、煤等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独行天下，电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史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飞越，它带来的是飞速运转的马达、齿轮和机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继而电子化又推广到印刷、传播行业，以往单一并且传播速度不够快，但是传播范围已经比较广的纸媒很快受到电子媒介的巨大冲击。因为电子传播的超快时效性、超广范围和超越纸媒视觉交流的单一而生成的多媒体技术，这些强大的功能和强大的覆盖能力都使纸媒难以望其项背。人类用以记录的载体都是为了服务于需要记录的精神思想实质，所以人类在发觉语言难以完全准确地记录、广泛迅速地传播时创造了文字，当人类发现文字的记录功能如果只局限在贝壳、龟甲、岩石、树叶上而不能得到更方便快捷有效的传播时人类便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纸的轻便利于运输存储、廉价利于推广、印刷术较于版刻石雕的快捷可复制性，使纸媒不但大大增强了意义的保存和传播，而且在纸媒的历史上，多如星河璀璨如星河的人类珍贵文化财产被保留，这也就是米勒说的诸如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的经典被印刷品制作并且流传的现象。印刷品对这些珍贵的人类文化财产的保存和传播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米勒却在新型的电子传媒面前板起面孔，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但是，笔者却觉得，没有必要对新生的电子媒介抱有如此大的畏惧感和反对感。
米勒的第二论点就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米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电讯通讯果真如洪水猛兽一样入侵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更重要的是，电子媒介可以给人们制造出一种现实的幻境。当人们被包围在电子媒介的身影之中时，人们如同全面补充营养一样，维生素A、B、C、D，钙铁锌，各种讯息飞速地传播到人们的视野里，可怕的是，这些讯息都是在电子媒介进行了一种“无意识”的筛选、净化处理之后得到的，就像看似全面的人体所需营养，但是都经过药厂加工处理，失去了从天然果蔬摄取的本真，很可能在人体内产生异化。而电子媒介的这种过滤加工，就是米勒所忧虑的给受众一个虚幻的真实。当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强调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现象、一种模式之后，受众会自动地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即是如此一种，于是会改变自己之前的本来丰富多样的意识而去跟随媒体出示的模范，这就是一种米勒所担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他站在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认为这种现状对政治的控制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说电信通讯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超越了政治的能力。
文学研究报告范文 第8篇
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学说决裂。”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二、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