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1篇
从2015 年3月《博物馆条例》颁布，明确博物馆可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并鼓励博物馆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以来，博物馆人便用力抖掉陈年枷锁，摩拳擦掌，发掘本馆特色，意欲在文创产品开发领域有所突破。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尝试，博物馆文创产品已经由最初的“贴图”生产大众旅游纪念品，发展到运用多角度、多手段、多媒介全方位立体的概念植入。借助企业市场营销、创意设计与加工制作上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为企业提供优质文化资源，共同研发出多个领域的文创精品，“馆企合作”与“馆校合作”势在必行。
近些年，辽博在自主研发、合作开发、IP 授权三种文创研发方式上齐头并进，形成品牌合作、跨界融合、资源聚拢的跨越式发展。在纸制品、瓷器制品、生活类用品等方面广开招商途径，分别与14家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洽谈合作，先后研发出国宝系列、玉龙系列、书画系列等千余种既具博物馆文化内涵，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高品质文创产品。以馆藏书画《瑞鹤图》为原型设计的折扇、抱枕、灯书、笔记本等一系列衍生产品一经面世即被抢购一空；《辽博日历》《辽博周历》采用红色丝纹布面烫金，喜气祥和，古朴端庄的内文设计，散发浓郁的传统书卷气息，内页设计有更多的留白空间，自由记录随笔感悟，如“穿越”千年时空与国宝对话，可谓融实用性、欣赏性于一体。
辽博周历
（供图:辽宁省博物馆）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2篇
文创是博物馆工作内容之一，但如果仅仅把文创看作博物馆纪念品研发与销售，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常受局限了。从规模而言，即使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年销售收入在博物馆领域名列第一，但和其他文化产业比较而言，开发的领域仍然狭小。而且，受材料、工艺、技术限制，博物馆能直接接洽厂家生产的产品，往往限制在纸品、纺织品、玻璃、陶瓷等少数几种材质，而家电、家具、贵金属制品、智能产品等较具专业特性的产品，即使委托专业厂家加工，受品牌、渠道、宣传、品质把控等各种限制，也无法和大品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文创团队的核心任务，更多在挖掘文化资源，制定文化主题，培养打造核心IP等方面，而设计、生产、宣传、销售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完成产业链的搭建和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完备的授权体系，挖掘IP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协助其他产业发展，增加产品文化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销售，成为未来博物馆文创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例如，故宫和小米联合推出了有故宫文化内容和设计元素的手机；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一起推广“宫里过大年”展览，工行发行了主题银行卡，并在网站全面推广数字展的宣传片。这一系列合作，借助各类日常生活场景和商品，通过合作方大力推广，将故宫文化元素更好地融入生活，既宣传了文化，也获得不错的收益。
但在和产业合作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风险。因而，首先是严格选择考察合作方。合作方要行业资质健全，企业信誉过硬，重视自身品牌价值和产品品质。如果合作方出现产品质量或者其他问题，博物馆声誉也会受到影响，而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博物馆，不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其次要严格把关宣传，博物馆更希望通过文创传播文化内容，而合作方往往更重视经济收益，容易有夸大或导向不正确等情况，过度商业化，也会损害博物馆形象。第三是考察其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越高的合作伙伴，消费者认可度越高，合作回报也相对较高；第四，授权过程中，每一品类授权对象不宜过多，某一时段内，独家较好；如不能独家，授权产品也应该具备较大差异性，否则同类产品相互竞争，既会影响授权产品的市场效果，也会稀释授权的含金量，长久来看，会对博物馆品牌造成不利影响。
将博物馆研究成果，进行大众化和当代化转译，通过持续不断地宣传推广和新鲜创意，让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下生活密切关联，塑造有影响力的超级IP；通过IP赋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是博物馆文创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3篇
故宫文创工作不断探索前进，文创团队也积累了从产品到市场、从文化到商业、从设计研发到产业链管理、从知识产权到合作授权等方面的大量先进的实践经验。受博物馆同仁、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邀请，故宫文创团队多次与相关机构开展科研课题合作和教育培训工作。2020年底，在故宫研究院下设立了故宫文化创意研究所，由常务副院长担任所长，将经营管理处（今“文化产业处”）、文创事业部、资料信息部（今“数字与信息部”）、故宫出版社等几家涉及文创研发和经营的部门组织在一起，对多年的文创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希望对自身有所提升，也希望对业界同仁有所启发，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一份贡献。目前研究所已经与清华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海南文创周”的“博物馆文化创意分论坛”，承担了院级科研课题“故宫文化创意课程”，并与相关政府、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洽谈长期合作，以期将实践、科研、培训一体化考虑，让故宫文创在学术和理论研究上迈上新台阶。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院领导的重视下，故宫文创不断探索，在前进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经验在实践中越发丰富，制度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我们相信，所有博物馆文创同仁都会用无限的创造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文创事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承担起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重任。
互联网经济下关于博物馆文创的思考
朱晓云
（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博物馆文创”这一概念从大而论，可指围绕博物馆馆藏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而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其中涵盖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等领域的创意群体；从小来看，则单指可量产、可销售的以博物馆馆藏、建筑、品牌等为元素经二次开发而形成的文化创意产品（以下简称“文创产品”）。为避免主题过于分散，本文主要以后者为讨论对象。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博物馆卸下“殿堂”的包袱，开始拥抱商业化。当然，与其说这是博物馆的文化自觉，不如说是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减弱、博物馆资金自筹比例增加所导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抉择。尽管如此，博物馆与博物馆商店之间很快形成了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博物馆商店逐渐成为各馆的标配，所售商品小至不到一美元的明信片，大至上千美元的首饰、挂毯、雕塑，不一而足。公众在这里可以以实物的形式带走一点点博物馆记忆，从而使此次文化之旅成为圆满的闭环。
较之西方，中国的博物馆文创起步虽晚，但步子却迈得很大、很快。无论从产品品类、销量，还是从供应链覆盖、受众规模等，都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持续大力地推动以外，最大的助力来自互联网经济。从供应链角度而言，互联网的海量数据便于博物馆在寻找设计机构、供应企业时有更多选择；从销售角度而言，大批博物馆将文创商店从线下拓展到线上，消费人群从博物馆的围墙内扩展到世界各地；从传播角度而言，自媒体时代信息裂变的速度完全颠覆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概念，博物馆的优秀文创产品一夜之间成为“网红爆品”的例子并不鲜见。但互联网在博物馆文创发展过程中的强烈印记感，对于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创来说，既是机遇，也不乏挑战。
首先，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博物馆文创消费的场景感。西方博物馆大多选择在官网开设线上店铺，因此文创与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依旧紧密，产品与展览之间的逻辑一目了然。但在我国，线上店铺基本依赖于大型网购平台，博物馆作为店铺主体与海量同类型店铺（礼品、日用品、食品）进行无差别竞争，博物馆内的场景化营销优势在互联网上却几无用武之地。如何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将文物、展览、学术成果与文创产品有机结合是对博物馆的巨大挑战。
其次，互联网营销环境更容易出现同质化产品。大数据会将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以最快捷的方式忠实呈现，好卖的商品一目了然。绝大部分博物馆并不具备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能力，这部分工作通常由具有设计能力的供应商完成。处于市场前沿的供应商可在第一时间将热销款的设计推荐给博物馆，于是在某一时期，我们很容易发现同质产品出现在各大博物馆的线上天猫旗舰店中。如何保持博物馆IP的独特性，建立与竞品的差异化是博物馆文创面临的核心课题。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4篇
文化产业同仁，往往集中关注博物馆文创问题，但文创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人们常说，故宫是个大IP，在故宫这个大IP的组成里，藏品保护和研究、展览展示，是各项工作的基础，而宣传、教育、文创是外延内容。各方面工作协调统一，才能成就博物馆的整体影响力。
以“千里江山”系列文创为例，源于配合2017年午门“千里江山与中国青绿山水画”大展。展览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组织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开发了适合小朋友的宣教课程；通过官方微信、微博等多媒体手段，全方位宣传推广；撰写发放导览册，深入介绍展览内容；对展览形式进行情景化设计与创新，让观众耳目一新，产生自媒体裂变式传播。正是这样全方位研究、宣传、教育，才能使《千里江山图》从艺术史家的狭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大众视野。其广阔的视角，江山如画的理想境界，青绿色彩的绝妙搭配，人物、船舶、建筑等细节的精妙刻画，才逐一被广大群众认识和称道，而天才少年王希孟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慨叹传诵的传奇。
展览火起来，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关注度，配合展览的主题化、系列化文创，才受到热烈欢迎。展览结束后，主题文创也一直热销，具备了长久的生命力。因此，文创往往是博物馆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体现了博物馆各环节工作的配合度。如果一家博物馆藏品匮乏，科研力量不足，展览反响平淡，文创也很难一枝独秀，有大的发展。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5篇
在推进文创工作体系化建设的同时，故宫文创部门积极配合科研、展览等博物馆核心工作，联手打造知名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围绕IP全方位开发文创产品。除了实物产品外，数字化产品和教育类产品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将文化消费与文化教育、文化传播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故宫文创通过IP授权的方式赋能产业发展，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尝试有“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海错图”等系列主题的文创产品（图三）。
2017年，“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故宫午门开幕。通过综合宣传推广，《千里江山图》走出专业艺术史圈，被广大观众了解、认识和喜爱。借着展览的热度，故宫推出了一系列以“千里江山”为主题的系列文创产品，一直持续热销。2018年故宫与腾讯NEXT IDEA平台合作，推出了“古画会唱歌”项目，以“千里江山”为素材创作了项目主题曲，掀起国风音乐高潮；2019年故宫与网易公司合作，推出了《绘真·妙笔千山》国风游戏，迄今苹果与安卓平台下载量均超过千万；2019年12月，故宫与凤凰科技合作，推出了“千里江山”多媒体交互展览，为澳门回归20周年献礼，并陆续在南京、重庆等地展览，促进了地方文旅发展；2021年故宫与东方演艺集团合作，推出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入选“建党100周年精品工程”，国家大剧院首演爆满，并在全国18个城市巡演了五十余场。而“清明上河图”将数字化展览与剧场体验、文创销售、儿童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了多种文化场景，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入选“改革开放40年成就展”，并在香港展出，此后落户到青岛等地。“海错图”不仅有图书、文创产品，还有“表情包”、科普展览、教育课程等多种形式的呈现。
越来越多的文物藏品在科研、宣教、展览、文创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走入大众视野，成为文创不可或缺的素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创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充，在综合文化产业的道路上越走越快。文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载体和形式，图书、产品、展览、教育、视频、音频、游戏乃至文化空间运营、文旅项目等，都可以纳入“大文创”的概念；同一内容的传播形式和途径越广，就越有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收益。故宫一直大力提取挖掘自身文化和藏品资源，做好文创发展规划，加大部门合作，培养知名IP，并以开放的心态建设综合文创体系，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双丰收。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6篇
文创产品要有明确的客户定位，用不同风格、功能和价位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
以故宫为例，它既是世界知名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又是5A景区，全国人民必到的旅游景点，每年游客超过1700万。游客中有专家学者，各国元首及外国友人，更有大中小学生，偏远贫困地区的群众。游客对故宫的认识和需求差异巨大。作为全民博物馆，故宫各方面工作都要满足多样化需求。大众游客对故宫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是从清宫剧等流行文化开始的。面对大众游客，文创产品要物美价廉，容易理解，不要求过多的知识贮备，比如各种萌萌哒的皇帝、皇后、格格、阿哥的人偶摆件、书签、钥匙链之类的产品，改变了故宫高冷、神秘、威严的形象，拉近了故宫和游客的距离，非常受欢迎；而对于把故宫看作博物馆、以展览学习为目的、有更深层次专业需求的人而言，需要更具品质感的礼品，要求文化元素突出、设计新颖、包装精致；还有一部分以收藏为目标的消费者，更为高端小众，需要大师作品、限量作品等更为独特的产品。
针对不同需求，故宫既有不同的研发团队，也开辟了不同的销售渠道。院内主要游览线路上的店铺和线上运营的故宫淘宝，以出售更为亲民的大众文创产品为主；分布于专业展厅的故宫书店以及故宫天猫文创旗舰店，以销售更有文化品质的礼品为主；故宫东长房的文化创意馆，着重于销售更为精致、更有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
与此同时，建设完整的运营体系，文创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才能最大化呈现。
一个成功的文创产品，从创意设计到生产质量把控，从市场宣传到销售渠道，任何环节缺一不可。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建设完善的文创运营体系，是博物馆文创团队要考虑的结构性问题。
故宫出版社曾设计过一个图书+游戏的产品《迷宫·如意琳琅图集》，几个团队共同参与，各自发挥优势，成为非常成功的案例。出版社依靠故宫强大的专家队伍和丰富的资料库，负责整体历史知识及背景梳理，故事大纲的编纂，学术考证等；游戏团队奥秘之家，负责游戏环节设计，让大家在一次次解谜闯关的趣味挑战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摩点网负责众筹及宣传推广，打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并联系_、_等官方媒体。产品一经发布，38天众筹金额达到2020万元，打破了出版物众筹世界纪录。如果没有多个团队共同努力，仅仅依靠故宫，很难获得这样的成功；而将大家的优势集为一体，才能把产品做得更完美、更有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和市场回报。博物馆既要逐步建设完善内部运营团队，又要以开放合作的心态最大限度整合资源，与社会各界合作。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7篇
故宫有186万多件（套）藏品，但并不是所有藏品都适合作为文创构思的源泉。只有打造符合时代需求的知名IP，才能有效传播藏品的文化价值，而文化价值是文创产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基本特性。
选取哪些文物作为文创素材，要考虑主题是否喜闻乐见，构图色彩是否便于呈现等。但最重要的因素，是藏品是否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影响力。例如《清明上河图》，具备强大的知名度和传播力，主题文创只要设计精彩，实用性强，就备受欢迎。但更多藏品，需要文创研发人员逐步发现挖掘它的美和价值，才能渐渐成为热门IP，被广大消费者接受。
故宫博物院藏《海错图》，是康熙年间福建民间画师描绘的海洋生物图册。此图册并非艺术史名作，也不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博物馆绘画体系中，并不是重点研究对象。但从文创角度考虑，这份图册就很有意思。首先，这是少见的清代宫廷收藏的博物学资料，有科学研究价值；其次，海洋生物的描绘并非完全写实，而是有很多浪漫想象色彩，和《山海经》之类的古文献及民间传说密切相关，可以和文学以及神话故事连接起来；第三，对海洋生物的呈现，非常自由活泼，面目神情可爱讨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萌萌哒”，图像很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通过以上分析，故宫文创团队认为，《海错图》这个IP很有潜力，能够通过挖掘和推广，成为喜闻乐见的形象，于是开始持之以恒的传播。首先在故宫和腾讯合作的“NEXT IDEA”大赛中，将《海错图》作为QQ表情包大赛素材广泛宣传，请动物学专家分析研究，请有广泛影响力的微博大V“博物君”讲述《海错图》里的生物；同时，故宫文创团队着手做“海错”主题的各类文创，包括小家电、装饰画、家居用品等。为了引发广泛的参与和关注，举办“海错”主题文创设计方案投票活动，让故宫粉丝决定产品最终呈现方式。之后，故宫又和招商局合作，将海错元素变成多媒体数字海洋科普教育展，在全国巡展。故宫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针对少儿的《故宫里的博物学》一书，成为知名畅销书。一系列研发推广，共同造就了“海错图”这一知名IP，而这一知名IP又赋能到各种文创产品中，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向循环。从这一例子来说，文创构思，既需要以学术研究作为基础，也可能与学术研究重点不完全一致，那些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博素材，具有生动表现形式的文物，更能引发广泛的兴趣和关注。
综上所述，文创的核心是充分发挥IP感染力，既传播文化内容，又通过大众对文化内容的认同，促进产品消费。一个不被大众了解的博物馆藏品，很难为产品带来文化和经济附加值。集中力量打造知名IP，是博物馆文创的首要任务。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8篇
近年来故宫文创发展较为迅速，首先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倡导和支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等四部委印发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6号）等文件。一系列重大文化战略推动了故宫乃至全国博物馆系统文创事业的发展。而故宫能够迅速反应、顺势而为，也有自身动力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原因。首先，博物馆文创有效发挥了“把博物馆带回家”的宣传教育功能，是博物馆社会责任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资源活化的重要途径以及文创工作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其次，故宫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有自收自支的压力和积极创收的意愿，文创收益是博物馆自有资金的重要补充和来源，院领导也较重视文创工作；最后，相比其他博物馆单一的事业管理体制而言，故宫拥有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故宫出版社等下属企业，企业的市场化运营、收入分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考评，均有利于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推进文创工作发展。
虽然文创有商业属性，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故宫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如何平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故宫文创工作面临的极大挑战。2020年故宫组织各业务部门专家成立了文创产品审核委员会，在产品投产前作最后的把关，考察其是否存在知识性、常识性、导向性错误，保证内容传达的正确性和精准性；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开展，故宫成立了合作项目审核委员会，既广泛邀请财务、纪检、法律、经营等部门参与，又严审合作方资质并考察其社会声誉，讨论合作方式，排除商业风险，把握政治方向，初步决策合作项目是否可以推进。这两个委员会保障和促进了故宫文创工作安全平稳的发展。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9篇
2010—2013年，故宫解决了文创产品从无到有、从品种单一到品类丰富等问题，游客可以从线下或线上购买具有故宫特色的文创产品。2013—2016年，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故宫文创通过“萌萌哒”的方式与年轻人互动，让博物馆揭下高冷的面纱，以更轻松活泼的形象走入大众生活，引起了广泛关注。2016年以来，故宫文创呈现出全方位、精品化、体系化的发展特点，在文创产品的品种、数量已经足够丰富后，故宫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产品品质和文化内涵的提升上来，从实用性、文化性、设计性以及高质量等多方面考虑，筛选适合的文创产品，并形成主题化、系列化文创的研发（图一）。从销售端而言，线下店铺改造提升环境，进一步改善购物体验，增强了故宫特色的文化调性；线上店铺则针对不同平台以及客户群进行市场细分和多方位布局，从“故宫淘宝”大众喜爱的亲切可爱实惠到“故宫天猫旗舰店”（图二）博物馆特色的文化担当，再到微信客户端“故宫文化创意馆”的高端精品战略，各有侧重点。对于故宫这样拥有巨大流量和不同层面客户需求的全民博物馆和世界文化遗产地，文创产品的市场细分有利于吸引不同的客群，提升销售业绩，扩大影响力。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10篇
文创产业所具有的经济活动特点使得博物馆的日常运转和管理蒙上了一抹经营的色彩，这是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指出，在利用馆藏资源传播历史智慧这一点上，博物馆的许多工作同时涉及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创产业范畴，其事业性质是普及性的、具有保障属性，而产业性质是选择性的、具有经营属性，两者之间互为补充和不断丰富。开展实际工作的关键点是厘清博物馆与文创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博物馆文创的经营方式。
2016年上博正式挂牌成立“文化创意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文创中心”），这是上博关于机构调整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对于文创工作的一次顶层设计，其首要工作便是厘清企事业的不同职能。文创中心作为上博的一个职能部门，立足于全馆的工作层面，完善文创工作法律保障体系，组织协调馆内其他相关部门，整合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规划并推进开展上博文创发展工作。原有的艺术品公司实行人员、财务、法务等方面的独立管理，并进一步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公司，从而以专业的姿态参与市场化运作。在具体做法上，文创中心授权艺术品公司开展博物馆IP的再创造，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司开展文创工作的模式与上博同社会企业或其他组织合作的模式基本相同，但艺术品公司受文创中心监管，因此能更好地以社会效益为先开展工作，并回馈博物馆。
目前，上博的文创研发模式主要是对海量优质IP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授权，探索与多业态间的融合与交互。除了艺术品公司外，上博文创开发的合作对象包括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等，并在单项授权的基础上尝试双向授权。2018年，上博与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TWDC）合作开发了6大类66种文创产品（图三），一举夺得上博天猫旗舰店的销量冠军。2020年以来，上博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合作，以“礼遇东西”为主题，将“珍品连线”作为线索，共同开发文创产品，达成双IP文创合作新模式（图四）。近年来，伴随着各省市博物馆文创发展实施意见的出台与落地，上博正式以馆藏文物IP授权为核心开展博物馆文创的增值发展，列明了包括科研能力转化、特别展览收费、增值性社会教育、全媒体产品、出版物等文创项目清单，并围绕这一清单积极争取做大做强博物馆文创，在税收减免、绩效增量等方面试点扶持举措。
博物馆文创案例研究报告 第11篇
目前提及“博物馆文创”，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在博物馆内出售或通过其他销售渠道购买的具有馆藏文物元素的商品，但许多博物馆开发的产品其实还存在着等同于“艺术衍生品”或“旅游纪念品”的情况，将博物馆文创产品简单视为重要藏品的附属衍生，无法传递其真正具有的系统性的文化内涵。
“博物馆文化创意”的本质在于利用各种载体与手段对具体文化元素创新或再创作，涉及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具有博物馆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的创造性劳动都应纳入此列。成为全国首批博物馆文创试点单位后，上博就创新性地提出了“大文创”发展计划，其目标在于形成整体化的综合研发，拓展博物馆文创外延，实现完整的产业链。因此，上博对内结合文创产品、文创活动和文创服务等三方面内容，从实体与虚拟两个领域出发，使文创工作深入至博物馆教育、宣传、展览、出版、文保科技、“互联网+”等各项工作。
在具体做法上，2017年上博举办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不仅推出了180余种系列文创产品，还为贴合沪上风行的白领下午茶热潮，首次尝试推出以“吃”为主题的原创文创食品，如以埃及猫神“芭丝特”（Bastet）和守护神“伊西斯女神”（Isis）卡通版为原型开发的曲奇饼干、拉花咖啡、3D巧克力、彩喷白巧克力片蛋糕等（图一）。上博在基础性、常规性的公众教育活动以外，推出了分众教育项目（图二）。以亲子活动为例，针对“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博共开发了9种82场原创课程，并与上海音乐厅合作举行了“百物之声——上海博物馆亲子音乐会”演出。在此展三个月的展期内，上博的文创总营业额达1700万元，媒体报道近万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