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方案 第1篇
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缘何成为政府施政的热词？其历史逻辑与内核是什么？其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阶段
《齐鲁周刊》：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刘德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下行周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国内来看，我们正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阶段，但是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达到收入高水平的阶段，处于一种很特殊的经济阶段，叫做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呈现，是经济发展从中高速向中高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就是要从供给方面找出口。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这预示着我国的发展方式在经济理论上要完成一种转变。
为何提出这种转变，我们就要从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需求侧和供给侧来看。在我的理解中，需求侧经济属于短缺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在短缺经济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侧重投资、消费。短缺经济学研究的是怎样满足人的需求，它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从正面来看，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需求侧只考虑发展速度，带来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需求侧的发展已经无法继续，因此，我们就要从供给侧方面寻求解决办法。与短缺经济学不同，供给学派考虑的是怎样使产品更符合人的需求，同时还要考虑效益问题，这个效益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而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贯通在一起的综合效益，所以供给侧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讲求双创，注重环境质量。
在不同的时段，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它们发展的动因是不一样的，发展主体是不一样的，所以采取的政策不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过剩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一种选择，其实就是调结构，调节市场过剩的产能。
新旧动能转换则是从发展动能的角度提出的。新旧动能转换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个大的逻辑里面。我们原来的生产动能和现在的生产动能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就要进行动能转换。
要满足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就得搞创新，比如创造一定的消费产品，来引导消费。对不同的企业来讲，同样的东西讲求品质和功能，便具有一种竞争优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阶段，如果谈三驾马车的话，消费会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齐鲁周刊》：现在所讲的这个以消费为主要的阶段和以前我们经常提的扩大内需内涵是否一致？
刘德军：我认为有一定的关系，但还是不一样的。过去所讲的扩大内需还有一种短缺的含义在里面。所以那时候为了扩大内需，我们搞下乡，搞补贴，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需求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消费品的偏好，也就是一种消费升级，属于一种个性化改革。
以“四新”“四化”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齐鲁周刊》：在产能过剩的经济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应该采取什么方式？
刘德军：在我看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推动“四新”“四化”，结合我们的互联网和高科技技术，使我们的产品具有竞争力，产生新的需求，形成新的产业，新的发展模式。这里的“四新”指的是：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四化”则是指：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
《齐鲁周刊》：“四新”之中，我感觉最近几年，因技术驱动而成长起来的大企业是相对较少的，人们似乎更专注于模式驱动，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刘德军：一些新技术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要想在科技上再取得大的进展和突破就非常困难了，企业如今的发展更多依靠新的模式和新的业态，比如共享经济，还有微商、微店。
《齐鲁周刊》：因模式驱动而产生的互联网企业，被很多人定义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如何看待？
刘德军：实际上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促进。虚拟经济离开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我们说互联网改变了人的思维，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活力，但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互联网就会瘫痪。但如果没有互联网，实体经济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实体经济要想把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出去，必须依靠一定的渠道，还需要一定的信息让人们能够充分了解它，现在互联网就成为向社会信息的一种重大渠道。
《齐鲁周刊》：在您看来，现在的虚拟经济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刘德军：如阿里巴巴、淘宝这些虚拟经济最大的瓶颈就是质量监管问题。全国存在普遍的制假造假现象，其中涉及到很多问题，一是各方的信用问题，商家的制造问题和卖家的信用问题；第二就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它的O管问题，互联网的监管也是一种新的业态，必须形成一种区域化的监管。现在淘宝建设的地方馆对于当地政府也是一种责任，地方要使产品有销路，必须靠需求带动，产品生产出来，要想让人知道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也得依靠互联网。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发展电商经济，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促进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就是增加老百姓就业的问题，不就业，老百姓就没有收入，就无法带动消费的增长；第三要形成自己的税收，但目前像阿里巴巴这些产业的税收都在杭州，下一步地方上要加强监管，并且要形成地方税收返还。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抓手
《齐鲁周刊》：是不是所有的旧动能都得转变成新动能？
刘德军：新动能和旧动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动能和旧动能并不是先进动能和落后动能的关系。新动能和旧动能是经济在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手段方面的自我改变和提高。就新旧动能的发展动力来讲，就是求创新、促改革，过去也是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要对自己的发展方式做出一个快的调整。如果原来的传统动能依旧适应于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产业升级的方法带动其进一步发展。
《齐鲁周刊》：从山东的经济结构来看，新旧功能转换，我们应该抓住哪些关键问题？
刘德军：第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第二是从所有制结构上进行改革，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第三是推动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与南方省份相比，山东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创新主体是谁？靠谁来创新？创新人员的运用问题，以及创新的环境问题，创新激励机制问题，这些都造成了山东与南方省市的经济差距。
供给侧改革方案 第2篇
应用码链对供给侧结构性进行数字化改革，还提高了产业价值链和产品的附加值。
码链运用开放系统网络互联参考模型，构建了一个价值互联的码链网络系统。设计了通过数字化挖掘数据资产价值的路径。码链把有价值的数据挖掘出来，去掉无价值信息，把数据作为资源投入到企业的全流程运营中，充分发挥数据运营的作用和效果，形成数据资产，将数据上升为产品让供给侧创造价值的数字化应用方案。
码链价值链由数据、网络、共识机制以及应用层组成。在码链系统中，“码”是要素之一，成百上千万的“码”共同构成了码链系统中的处理和记录信息的系统。“码”之间通过点对点传输的方式产生联系，再通过共识机制使得联系统一，从而生成独特的分布式信息机制；进而创设可信机制。
码链基于“资源”的数字人统一发码专利，其功能就是让每一个“码”都成为分布式价值网络端节点。通过数字人统一发码，从源头上创造可信机制，构建诚信协作的码链信用机制和分布式的经济节点，建设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全球价值网络基础设施，让信任变得更简单。这种基于“资源”的数字人发码行为，是码链体系中价值产生的基础。在统一发码的过程中，PIT技术指明了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禀赋，包括数字人所在的5w行为等客观世界属性。这一行为为价值网络的创建创造了“价值生产”先天的孵化条件。
应用码链价值互联网会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使得信息汇总，让各方都可以共享数据红利，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
在物联网中，物和物之间的直接交互需要一个交互的协议即应用层协议。物和物之间本身有一些可以抽象出来的公共的东西。码链从C端的设备切入。根据门纲目科属来定义这个应用层的协议，进行层级分明的分类，直至每个设备的特殊点都能在这个协议里面得到支持。每个设备在里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码”，形成一物一码一通证，它既是ID、又是私钥，同时是钱。
码链还赋予每个操作行为价值。想知道另外一个物件的信息，可以通过价值交易来完成。码链价值互联网给每个物件都可以有一个小额支付的概念在其中。让物和物之间有了操控权限的转移，这个操控权限转移附带价值。码链基于扫一扫专利发明的“御空眼镜”在物联网的数据映射的过程中相当于一个集成平台，通过看一看就可实现现实世界与码世界的真实映射。
码链价值互联网可以实现交易各方的信息实时同步、分布储存，在交易信息入账的同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交易的验证比对，并基于时间轴确保交易记录不可被篡改，也有效地降低了生产企业的成本。
码链价值互联网的本质是在非信任的场景下提供信任，生产交易行为中的交易。一旦涉及价值转移就会有交易行为产生，因为这些交易行为正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用新的方式在非信任的场景下提供信任。
应用码链价值互联网还能改变市场结构和市场关系，能够更新现有的商业模式，促进商业创新。比如共享经济，去中介化的共享经济。
码链提供的产业码、价值链商城、地球码等新型服务业态，可促使企业向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
码链价值互联网的“面”即“一体四商产业码”。它强调人和机器的关系，通过定义能力在设备端节点创造价值的自由动力。让每一个设备端都成为分布式价值网络端节点。码链体系中，所有的价值自身就是一个“码”，它既是价值的呈现，同时又可以通过传播分享实现自身的价值传输。所有参与到码链体系里的角色，不管是生产商、交易商、服务商及消费商都在用各种方式传递码链的价值，并且在传递中实现自身利益的逻辑自洽。价值链系统的“特定功能”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中的价值传播方式”，而产业码系统的“特定功能”是成为一种“整合社会资源的解决方案”。在产业码参与的生态主体只需要关注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不需要考虑太多其他的因素，只要他们在创造价值，就能筛选出来。产业码是不同于传统电商平台的一种新的链式架构，它的特点是面向落地应用的易调用性和面向市场的自发调配属性。
码链的统一商城价值链。强调人和物的关系，通过定义行为在商品端节点创造价值的自由动力，让每一个商品端都成为分布式价值网络端节点，各个相同主题的节点，汇聚成“产业码”平台，多个产业码服务器共同接入“统一商城”后台，让每个人在通过不同的“价值链”进入统一商城之后，又可以任意成为任一商品价值链的再传播节点。平均每个产业码大约有一万个铺位，即一万个“物格”。三千产业码，就有三千万个“物格”，即三千万个SKU。在统一商城的商品陈列展示中，每一个展示位就相当于线下店铺的物格，对应的价值链，就是“物格价值链”。而遍布全国的交易商体系，不仅是码链一体四商独特所有，更是通过交易商接入统一商城的绝佳入口。如果说基于ERP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以SAP为例，是把每一次企业的行为（Transaction）作为管理记录的最小单位，那么，基于码链的价值互联网络，则是把每一个数字人的每一次行为都标注生成带5W新的码，码与码形成链条，记录在行为发生地的物格里；物格是基于以人为本，万物互联构建的分布式网络，通过扫码链接接入统一商城价值链平台，可以在每一个接入口共享和同步数据，由于其数据存储是基于物格的分布式存储的，因此，没有把所有的数据储存在同一个中心位置，因此人们不能在其中的一个点上改变什么。这就意味要同时访问所有的接入口，才能破解这个网络，而实现价值网接入的泛中心化，即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节点为中心实现接入。
码链还构建了强调人和社会关系的物物交换交易所“体”，和强调人和精神关系的文明指数提物权“系”。通过定义身份在码链区块端节点创造价值的自由动力。让每一个码链区块端都成为分布式价值网络端节点。利用“码链协议”为个性化背景的数字资产交易所，基于物权把控，以码链“智能二维码”为介质，将各行业产业链的合约转化为可分割、可交易、可转让、可兑换、可追踪的“智能合约”，形成在“码链”共识联盟内进行“物权交换”的“数字资产交易所”。其记账单位是“特别提物权”。它依据各企业、地区或国家等码链联盟缔约成员单位的资产数字化，进行体系内平衡经常贸易结算，一旦发生收支逆差，可用它向体系内成员换取其他数字资产，以偿付贸易收支逆差或偿还数字结算银行的贷款，并且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
码链价值互联的网络，天然具有的开放透明、不可篡改、对等互联、易于追溯等特性，可以对医疗票据、财税发票、电子合同、应收账款、贸易仓单等代表价值的资产进行可信的数字化连接，并记录它们在各方之间的流动、连接、权益分配的完整过程,大幅简化资产在传统流转环节中各方协同的摩擦，实现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高度协同。大大促进了跨机构的数据共享，前所未有地让人、设备、商业、企业与社会各方更高效地协同起来，降低各方的信任成本，大幅提高了商业和社会运转的效率以及价值的流通。
供给侧改革方案 第3篇
（一）产能过剩
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去产能的重点是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今年2月_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亿吨；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_意见印发后人社部、财政部、一行三会等多个部委机关陆续印发了8个配套文件，对奖补资金、职工安置、财税支持、金融支持、国土、环保、质量、安全等方面做出了更全面的说明。
煤炭行业方面，中央部委文件印发后，各地方政府陆续发布了本地区的煤炭供给侧改革实施方案，基本都明确了“3-5年内将要淘汰落后产能的数量目标”。上半年全国25个产煤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签订目标责任书，并报送了实施方案，共去煤炭产能8亿吨左右，涉及职工150万人左右。1-6月份全国煤炭累计产量亿吨，同比下降，产煤大省的当月产量同比均下降明显。
钢铁行业方面，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行业格局无序分散，钢铁要完成去产能任务，必须进一步组织钢铁行业结构优化调整。2015年工信部《钢铁产业调整政策》提出到2025年，前十家钢企粗钢产量全国占比不低于60%，形成3到5家在全球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钢铁集团。今年在去产能背景下，宝武重组掀开了钢铁行业并购重组潮,合并后宝钢武钢将有足够空间进行产能转移，两家最终可能以防城港和湛江为主要生产基地。整体而言，钢铁行业去产能节奏慢于煤炭行业，今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累计同比仅下降，而钢材产量累计同比甚至增加了。
（二）库存高企
房地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的地位。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库存高企，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表现突出，引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给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影响。2015年以来，各部委便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刺激楼市，促进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在政策的强刺激之下，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进度加快，但一二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存销比仍高，总体去库存依然任重道远。
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其中深圳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暴涨，上海、南京、北京分别以、、的涨幅紧随其后，厦门、广州、杭州和合肥的房价同比增幅也超过10%。从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看，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了非理性上涨情况，因此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调控措施。3月底，苏州、上海、深圳接连推出楼市限购政策。随后，南京、合肥、武汉、廊坊等城市也分别出台调控措施，以稳定市场预期。
三四线城市存销比仍然较高，目前新疆、江西、辽宁、甘肃、四川等地房地产库存依旧高企，在这些地区楼市利好政策依然延续，包括：从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两方面降低税费；充分利用公积金杠杆工具协助购房者入市；多举措鼓励支持农民进城购房；加大棚改安置和住房保障货币化力度，打通商品房与保障房通道，大力发展租赁市场；盘活存量房去库存等。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而棚户区改造后群众有巨大的住房需求，因此在棚改中实施货币化安置，让棚户区居民拿着拆迁后得到的补偿款去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是去库存的一个有效手段。安徽省去年底开始便通过鼓励棚改货币化安置，推动商品房去库存。棚改货币化安置具有缩短安置周期、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等诸多有点，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情况下，对于消化商品房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杠杆率居高不下
去杠杆是保证我国经济风险可控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杠杆率居高不下，尤其自2009年以来逐年攀升，截至2015年底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整体杠杆率已高达，杠杆水平已和欧元区经济体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相近。分部门来看，政府部门杠杆率为，居民部门杠杆率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杠杆水平也持续提升，不少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0%，多个优质行业的龙头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70%以上。
2009年以来我国杠杆水平的快速上升，究其缘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和软约束机制。高杠杆推升产能过剩，引发增长陷阱，大量产能过剩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无法出清，国有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大量资金沉淀在低效部门，导致企业利润持续恶化，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同时结构性加杠杆造成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社会创新及经济转型。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企业经营效益的下降，企业存量债务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并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偿债压力和债务负担，去杠杆刻不容缓。
从目前分子端与分母端去杠杆的工作进程与推进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去杠杆还存有不少问题及难点，亟待解决。第一，去杠杆存在结构性差异。一般而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民营企业较低；大型传统行业企业杠杆率较高，中小型新兴行业企业杠杆率较低。这种杠杆的结构性差异为此轮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工作的推进带来了重大困难，“坏杠杆”与“好杠杆”的甄别也将直接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的效果。第二，股转债工作推进面临挑战。债转股的目标对象选取可能存在“寻租”行为，极易引发道德风险，最终导致用心经营、收益良好的企业需要按期足额偿付债务，而经营不善、无力偿债的企业通过债转股的政府兜底却得以免除债务，这种近乎“奖劣惩优”的行为对游戏规则的破坏势必会给市场带来不小的负反馈效应。第三，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投资需求不振，通缩压力骤增，政策刺激的拉升效应也逐步消退。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动能已然不足，对GDP增长形成一定压制，不利于从分母端改善经济杠杆结构。
（四）企业成本高，民间投资回落
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全要素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从而改善供给结构。但目前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首先就是生产要素成本高企，生产率低下，导致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企业成本偏高的症结主要在于交易性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偏高，而这些成本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制度性的。
民间投资反映经济内生动能，增速的下滑主要和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相关。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市场需求不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工业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回报率降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政策方面未给予民间投资足够的支持等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间投资的信心。
投资收益下滑。国际经济增速放缓致使发达国家的进口依赖度下降，需求不振导致出口表现不尽人意，使外向型企业利润严重受损。以浙江为例，近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也持续下滑，尤其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下滑幅度更大，连带利润增速下降，这其中多数行业正是民间投资比重较大的领域，进而阻隔了民间资本的持续投入。产业转型尚处早期，而对过剩、淘汰产业的整治力度在不断加强，这个阶段的投资收益下滑率几乎无法避免。
生产成本增加。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消褪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直接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同时，民营企业不同于国有融资平台，很少有政府隐性担保，也很少能享受增信的便利，因而其资金成本一直以来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经成为中小企业的心病。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中信用风险频发，又进一步恶化了其融资环境，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市场准入障碍。在传统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增长乏力的同时，在一些利润较高的垄断性行业或者需求增长迅速的服务行业，由于相关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落实不到位，存在显性或隐性的准入门槛，受此限制，民间资本事实上较难进入，更遑论分享投资收益、提振投资积极性。
政策环境不利。2016年上半年的稳增长政策主要以国有部门投资为着力点，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影响较小，在诸多领域都呈现出“国进民退”的状态。在稳增长政策驱动下，基建投资高企，地方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发行随之明显加快。而在货币政策未有进一步宽松的情况下，财政扩张会推高民企的实际贷款利率，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民间投资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04-2015年，中国民间投资额从万亿元猛增到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比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由2004年的30%提高到了2015年的64%。然而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上半年同比仅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与去年末相比也下降了3个百分点。
供给侧改革方案 第4篇
近日，安徽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根据部署，安徽省将重点围绕调结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按照做优增量、调整存量的双重任务要求，安徽省2018年底将基本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到2020年，产能利用率达到合理水平，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安徽省政府要求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倒逼过剩产能特别是落后产能退出，保障市场出清、社会稳定。对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存在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坚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积极推进破局性、战略性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各种形式保护，争取国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盘活企业存量土地。
安徽省将积极促进钢铁、煤炭行业结构优化、脱困升级、提质增效。2016年起，按五年规划、前三年攻坚的要求，压减粗钢、煤炭过剩产能。严控新增煤炭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减量重组保留产能；严控新增钢铁产能，依法依规退出达不到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标准要求的产能，鼓励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退出部分产能。围绕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支持和引导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企业富余产能向境内外转移。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多措并举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安徽省将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积极创造条件将更多的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推进省属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加快改组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组设立若干具有保障服务功能或产业引领作用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扩大企业负责人市场化选聘比例，推进有条件的企业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依托优强省属企业，通过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强化同质化业务和细分行业整合，推进同一集团公司内部相同或相近业务、同一产业链业务重组整合。
到2018年，安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杠杆率要控制在合理水平，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力争超过25%，金融业务主要风险指标达到监管要求。2020年，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达到30%，证券化率达到60%，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控制在警戒线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