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社会调查报告法学 第1篇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强调方法性、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社会调查已经成为了法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环节常规的课程。然而作为热门实践课程的社会调查，其教学效果却日益受到法学教育专家的批评，乃至法科学生的抵制。笔者希望借本校启动“三学期制”模式的改革契机，结合本人多年社会调查、法律辩论等实践教学经验，探索出有益于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与创新的具体方法，促进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系统化、高效化。
一 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
关于社会调查课程之于现代法学教育的意义，专家学者已经达成一致，其研究成果也已浩如烟海，本文不再赘述。然而鲜有学者从实践教学的整体出发，研究在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这一系统中，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学实践课程的关系。
目前，各大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法律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其课程设置基本如下：第二学期法律见习，第三学期法律辩论，第四学期社会调查，第五学期学年论文，第七学期毕业实习，第八学期毕业论文。从课程设置的时间顺序来看，社会调查属于中间环节，从法律人职业技能培养的逻辑来看，社会调查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法律见习的教学内容是观摩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机构核心业务的实际运行流程，教学目标是让接受多年基础知识教育的大一新生，对法学职业执业情况形成直观的感性认识，有利于大学生跳出僵化的书本知识和单一的课堂环境，逐步适应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素养教育，调整心态面对学校与社会的对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任务不大，趣味性比较强。
法律辩论的教学内容是选择法学各专门学科领域中有争议的热点专题，让学生自愿结组形成正反两方，并就各方主要观点展开对辩。该课程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对法学前沿知识的涉猎与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思维能力和论辩能力。
社会调查正是在法律辩论课程成果——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与逻辑思辨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思维能力，弥补法律辩论课程的不足，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与实践技能。
大学学习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中学灌输式的教学，学生的思考固定在单向、被动模式中——老师教习知识点，老师提问，根据老师讲的知识点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而不进行主动的、拓展式的思考。与其说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偏低，不如说学生缺乏发现问题，问个“为什么？”的思维逻辑。不懂而且不知道需要进行发散思维．观察社会现象，探讨其发生原因，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因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所以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内容是，紧密结合社会调查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与实际操作过程，让学生较好地掌握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社会现实与历史文献中总结出、抽象出问题——即调查选题，并设计出合适的调查方法，整理、分析搜集的资料，并最终完成调查报告。从而有效地衔接好法律辩论课程，并为学年论文选题的确定、书写打好基础。
而学年论文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理所当然地是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的前提与基础。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是法学本科系统性实践技能培养最关键的一环，既是法律辩论效果的巩固，又是保证学年论文实践课程教学效果的基础。
二 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本人从事多年的法学实践教学工作，担任社会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的课程教学，以及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指导。基于对实践教学过程与效果的评估，本人认为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社会调查的概念、主要内容、基本方法等理论知识蜻蜒点水、浅尝辄止，而实际操作更是盲目、混乱，完全偏离了系统化、科学化、明确化的要求。下文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
（一）课程未受到充分重视，课程安排不合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法学教育以来，作为热门学科的法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遍国内各大高校。很难想象仅仅30多年的时间，法学本科教育培养模式——从理论教学到实践训练——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很显然，大部分学校并没有探索出既稳定又符合本校特征的培养模式，仍然停留在对其他学校的模仿上，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案与环节的设计，基本上都处于模仿甚至照搬的阶段，这从各个学校法学人才培养方案上就可以一窥一二。
1 没有形成体系，缺少配套课程
与法律辩论一样，社会调查是法律人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也是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性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与重要环节。然后二者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同，以本校近5年不同版本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例，为了保证法律辩论的教学目标的实现，培养方案中不仅配套了理论课程——法律辩论技巧，个学分，24学时；而且还设置了模拟审判1和模拟审判2这两门课程来巩固和强化教学效果。
然而社会调查没有设置与其相对应的理论课程，来指导社会调查的实践过程，更没有强化其效果、巩固其成果的实践教学课程与之配套。
2 学分学时太少，指导教师任务重
如果将法律辩论课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学分达到了个学分，其学时量达到了104个。而社会调查仅仅1个学分，16学时，只及法律辩论的。在这少得可怜的课时里，指导老师必须挤出时间阐述清楚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并指导几十个学生，分成十几个组，完成整个社会调查的全部过程。很显然学时远远不够，而一个课程指导老师的安排就将社会调查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一周时间完成，时间跨度太短
根据课程设计，社会调查的教学一般都是安排在学期中间的一周来时间集中完成。然而稍微研究社会调查课程，就不难分析出，社会调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难在一周内就完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过程。所以这种一周集中上课的方法只能使每一调查环节都敷衍了事。
（二）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强，实践课程联系不紧密
如前文所述，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设置并不完善，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够，实践课程之间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各自孤立，联系不紧密，这就使实践教学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实践教学是一个整体，应当系统化统筹，并注重每一个环节的衔接，尤其是社会调查课程，在没有理论课程配套的理论教学和强化效果的其他实践课程而课时量又严重偏少的情况下，再失去跟其他实践课程的紧密联系，其教学效果再次降低。
按照法学实践教学培养的逻辑，实践课程的安排应当层层递进，并且贯穿整个大学四年，根据实践教学环节的特征和规律，结合法律人实践技能培养目标，其课程设置的逻辑顺序应当为上文所述。然而根据本校法学专业最新版的人才培养目标，法律辩论和社会调查同时设置在了第三学期，上课时间安排在接连的2周。前文提过，社会调查是法律辩论的巩固与提升，需要在吸收和总结法律辩论课程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社会调查的教学。而毫无喘息机会的课程设计，必将使2门课程的学习都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惯例，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指导老师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与效果，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地指导学生完成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但是社会调查指导老师只有1人，并没有与其相邻的实践课程进行导师对接，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资源匮乏，支撑力不够
每年都有学生结合本校校级活动（比如暑期三下乡活动），或者暑期社团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并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反观法学专业化社会调查课程中，却鲜有满意的社会调查活动与优秀的调查报告。根据对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情况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及的两个原因外，还在于资源的匮乏，没有支撑力，导致学生积极性不够，社会调查不能很好地开展。
另外，人员的不足也是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匮乏，如果以学年论文的模式，由一个指导老师带3—4名学生，那么可以利用指导老师的课题经费来解决一部分资金的问题，否则，以一名教师之力，是难以解决社会调查的资金短缺问题的。
三 “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探索
（一）“三学期制”模式的基本内容
为了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我校自今年九月份开始正式实施“三学期制”模式。基本内容如下：
1 “三学期制”模式的学期划分
我校现在实行的是二学期的学期制模式，即秋季学期(20周)+寒假（5周）+春季学期（20周）+暑假（7周）。实行“三学期制”后，学期制模式改为两长一短三个学期，即夏季学期(4周)+秋季学期（18周）+寒假（约5周）+春季学期（18周）+暑假（约7周），总教学周数为40周，寒暑假的放假时间基本维持不变。
2 “三学期制”模式的教学安排
实施“三学期制”条件下，各专业（年级）的理论教学主要安排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可安排在夏季学期。学校还将利用夏季学期，安排更多的跨校区开设的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
3 “三学期制”模式下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加大对实习实训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和机制保障，建立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合作与联动的机制，共同推进复合型、实践型的人才培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制度规范，建设一批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的基地。加大改善实验室建设条件的力度，加强实验室管理的制度建设，以保障学生夏季学期集中训练和暑期科研的顺利开展。
通过对“三学期制”基本内容的分析，这种独立出专门的实践学期的创新模式，一方面有利于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进一步完善课堂、实验、实践等主要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开放性办学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三学期制”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从事创新性实验和学术研究、进行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短学期的设置，使教学工作的安排更具灵活性。
（二）“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路径
1 强化重视程度，合理设置课程
充分认识社会调查在法学本科系统实践教学中的地位，并合理设置社会调查课程，是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的首要问题。没有合理的课程设计，所有教学效果与改革，都是空淡。
(1)增加配套的理论教学课程与相应的实践课程
在专业选修课程中设置理论课程社会调查方法，与实践操作课程社会调查相辅相成，配套完成社会调查的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是文科学生必备的学习和研究的工具性知识和能力。开设该课程，通过系统、全面地介绍社会调查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同时，逐渐树立起认真、合作、严谨、求实等与社会调查有关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必须尊重科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与实践，提供系统完善的理论指导，实现教学效果与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宜安排1个学分，16课时，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1学分、16课时相对应，形成2个学分、32课时的学分学时量，既没有超过法学本科主干核心课程的学分课时量，过分拔高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也没有过分低于普通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课时，从而提高对社会调查课程的重视。
(2)适当增加指导教师的数量
尽量增加指导老师的数量，一方面降低实践课程教师的工作量，有利于老师全面、细致与系统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指导老师跟进社会调查的每个环节，及时调整工作方向，督促学生认真完成社会调查活动，提高调查研究的成效。
(3)拉长社会调查实践的时间跨度
“三学期制”模式将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都统一安排到夏季学期，共4周19天，大大拉长了社会调查课程的时间跨度。社会调查活动的指导老师可以有计划、有步骤、科学地设计整个调查活动：5个工作日确定选题（包括预选与讨论修正），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包括调查方法的选取与实际调查），4个工作日进行资料的分析和整理，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从而从时间上保障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顺利开展。
2 系统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课程联系的紧密度
强化法学本科集中实践课程的系统化程度，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科学地职业化实践技能培训的整体，使实践教学环节每一单独课程效果的简单相加，转为彼此协调运转，相辅相成地实现法学专业素养的训练，完成实践教学课程的课程目标与集中实践教学的整体目标。
根据社会调查课程的特点与地位，以及与其他实践课程的关系，首先可以将所有实践课程系统化、捆绑化。在确定好实践课程开设的逻辑顺序与时间安排后，根据前一实践课程的通过情况，来获得下一实践课程的选修资格，这样有利于把握每一个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并促进系统化实践教学的整体效果，从而达到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目标。
其次，社会调查课程与其他实践课程的联系还可以体现在，把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串成一个整体。目前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衔接非常紧密，体现为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一安排有利于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三门课程的指导老师都衔接起来，统一化，让指导老师从社会调查阶段就开始介入，从社会调查的选题开始指导，经过学年论文的写作，直致毕业论文的完成。这种安排一来可以解决社会调查这门课程资金匮乏、指导老师不足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体协调与系统化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整体教学。
另外，就社会调查这门课程来说，应当将其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课程也联系起来，以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这门理论课程为基础，修习社会调查实践课程，保证社会调查课程的整体性，确保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
3 增加资金投入，落实保障措施
抓住“三学期制”改革的契机，结合校级假期调查科研项目，向学校申请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同时由院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社会调查课程，支持创新性选题的调查；另外可以要求学校增加校级人文社科课题中法学实践项目，与指导老师的课题结合，增加调查类科研项目经费。最后，还可以联合法学专业的实践教研基地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展调查活动，进行专项立项，获得资会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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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社会调查报告法学 第2篇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行使的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根据我国司法解释，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即监护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被监护人的人身监护（保护、照顾和管教）、财产监护（管理、保护）以及被监护人的权利。（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_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11月20日）第10条。）如果把监护人与被监护人限定为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关系实际就是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关系。亲权是父母基于其特定身份对未成年子女特有的权利和义务（英美法系国家则对此称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从现代国外立法看，亲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上的监护（保护教养权、住所决定权、监督权、子女返还请求权等）；（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上的监护（子女特有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及为管理上所必要的处分权）；（3）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注：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626、1629、1631、1640-1949条。）必须指出，亲权不包括亲权人与未成年子女间的扶养与继承的权利义务。因此，如果父母因分居或离婚，一方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并不意味其停止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养、继承的权利义务。我国《婚姻法》虽未明文直接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或亲权的概念，但该法第15条和第17条关于父母有教育、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实际上属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的内容，它是专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设的。在教育、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问题上，父母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然而如果父母离婚，子女不能同时与父母共同生活，父母将面临依据什么原则决定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问题。
关于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的行使原则，从现代国外立法看，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立法类型采单方行使原则，即离婚时法院确定由父或母一方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这主要以本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修订后的立法为代表。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671条（1979年修订、1980年1月生效）规定：“如父母离婚时，由亲属法院确定父母的哪一方应享有对共同子女的亲权。”“亲权仅得委托于父母的一方，但为子女的财产利益，得将财产监护之全部或一部委诸他方行使。”《法国民法典》（1979年法典）第287条，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1971年修订）第401条、第402条也有关于单方行使亲权的规定。
第二种立法类型采双方行使原则，即离婚后父母双方仍有权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或亲权。例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1968年）第54条规定：“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离婚之后，父母也仍然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一切有关子女教育的问题，都由父母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由监护和保护机关在父母参加的情况下加以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9月25日公布：民法亲属编增订第1055条之一、第1055条之二、第1069条之一及第1116条之二，删除第1051条；并修正第999条之一、第1055条及第1089条条文。即该法第1051条有关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的规定被删除。第1055条有关判决离婚者，关于子女之监护，适用第1051条之规定，但法院得为子女之利益，酌定监护人的规定被修正为“夫妻离婚时，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依协议由一方或双方共同任之。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酌定之。”“前项协议不利于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为子女利益改定之。”“行使、负担权利义务之一方未尽保护教养之义务或对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得为子女利益，请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项情形，法院得依请求或职权，为子女利益酌定权利义务行使负担之内容及方法。”……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已摒弃过去关于离婚后子女监护，由夫任之的单方行使原则，而代之以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兼采单方行使原则和双方行使原则，并强调法院在关于子女监护协议不利于子女时，有权依请求或依职权设定监护人（或监护方式）；还有权为子女的利益确定监护权利义务行使的内容及方法。这既符合现代社会“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基准”，决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亲权）归属父母双方或一方行使的立法趋势，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可以相信，“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基准”，决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归属于父母一方或双方行使，即兼采单方行使和双方行使原则，将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立法的通例。而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的行使方式，由传统的父或母单方行使（单方监护），发展为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父母共同行使（共同监护），无疑有利于达到把离婚对子女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之目的。
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采双方行使原则，已不适应现代社会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的愿望。诚然，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离婚父母双方抚养、监护子女的条件大体相同，住所相距不远，且双方又有离婚后仍共同监护未成年子女的愿望，协议采取轮流抚育、共同监护子女的方式。但也有些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因此，修改立法应考虑到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以兼采单方行使原则和双方行使原则为宜。鉴于我国《婚姻法》未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或亲权）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势下调整父母子女关系，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需要，为使父母依法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义务，离婚时父母亦能依法解决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争议时亦有法可依，建议在修改我国《婚姻法》时，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增加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制度。（注：参见刘素萍、陈明侠：《监护与抚养》，扬大文、巫昌祯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80页。笔者赞成该学者们的主张，在我国《婚姻法》中以增设亲权制度为好。因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并不完全相同于父母外的第三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其次，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专设有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制度，调整父母子女关系。）在新增的亲权制度中，就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亲权的行使规定为：
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亲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
协商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亲权的，应以书面形式约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方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
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父母关于子女亲权的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法院确定离婚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应考虑的基本情形
关于离婚时法院确定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应考虑的基本情形，我国《婚姻法》尚无具体规定。我国《婚姻法》第29条仅以哺乳期为界原则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的抚养问题由父母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这是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于把握的一个问题。除在特殊的离婚案件中，父母一方有明显的不适合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情形时，才较容易确定离婚父母何方适合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外，在大部分离婚案件中，父母双方均想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且双方情况大体相同适合行使监护权。在此情况下，法院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理论界有的学者总结出以下考虑标准：
（1）支持原则：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离婚父母一方，必须就其个人品格、能力、职业状况及其与子女间关系而言，能较好地照顾子女（尤其对年幼子女最好能亲自照顾），促其身心健康发展。对物质条件与精神支持而言，更应强调对子女在心灵上、精神上的支持。
（2）继续性原则：在父母离婚的情况下，应考虑子女监护权行使的决定能使子女目前以及未来的教育、发展获得一致性。因此，在父母双方均与子女有良好关系的情况下，应考虑子女迄今为止大都与父母何方共同生活。
（3）在考虑上述两个原则时，兼顾考虑子女的意愿及子女的年龄、性别。必须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子女的意愿往往因其年龄及动机而有所不同，并且如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意愿有强烈的影响时，法院应对子女的意愿加以检验。
此外，有的学者还建议在考虑上述因素后，仍无法做出较符合子女利益的决定时，法院可考虑父母婚姻破裂之原因，即有无过错。但此主张为大多数学者不愿采取。（注：参见陈惠馨：《比较研究中、德有关父母离婚后父母子女间法律关系》，第277-278页。）
从国外立法看，一些国家立法已明文规定了离婚时法院判决确定父母何方行使亲权或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应考虑的基本情形。例如：
《法国民法典》第289条规定，应夫妻一方、家庭某一成员的或_门的请求，法官得就由何方照管子女及行使亲权的方式作出裁决。第290条规定，法官应考虑到：（1）夫妻间已签订的协议；（2）根据第287-1条规定所作的社会调查及复核调查中收集到的情况（第287-1条规定……调查的目的为收集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其子女生活及受教育的条件，以及有必要采取的措施等情况）；（3）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如有必要听取其意见，而听取意见对其又无不便之处。
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2条规定，法庭应使有关监护的决定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法庭要求考虑所有有关事实，包括：（1）子女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在监护问题上的愿望；（2）子女在监护人选问题上的愿望；（3）子女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其兄弟姐妹及其他对其最大利益有影响的人相互之间的作用及关系；（4）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区的适应；（5）所有有关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法庭不必考虑所提出的与子女无关的监护人的行为。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671条第二项，强调家事法院在决定亲权归属，考虑子女的利益时，尤应考虑子女对父母及兄弟姐妹的依赖关系。依此规定家事法院在做决定时，必须检验子女对何方父母及兄弟姐妹间有较大依赖关系。若子女对父母双方的依赖和联系程度相同时，则可斟酌子女上学、受教育之环境、朋友圈子及对祖父母的关系。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9月25日公布民法亲属编增订第1055条之一。该条规定：法院为前条（指夫妻离婚时，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裁判时，应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审酌一切情状，参考社工人员之访视报告，尤应注意下列事项：一、子女之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愿及人格发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龄、职业、品行、健康情形、经济能力及生活状况。四、父母保护教养子女之意愿及态度。五、父母子女间或未成年子女与其他共同生活人之间的感情状况。
总之，立法明文规定法院确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或亲权应考虑的基本情形，既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父母双方依法处理其亲权行使问题，减少纷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于1993年11月3日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离婚时确定未成年子女随父母何方生活，提出了若干应予考虑的基本情形。通过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证明，《意见》的规定便于理解和操作，是行之有效的。笔者建议，在修改我国《婚姻法》时，根据《婚姻法》及《意见》的精神，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人民法院确定亲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应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
（1）子女的年龄及人数；
（2）十周岁以上有识别能力子女的意愿及子女生活、学习环境；
（3）父母在亲权行使上的愿望；
（4）父母的思想品德、对子女的感情、健康情况、照料子女生活的能力及经济条件；
（5）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优先行使亲权的特殊情形；
（6）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调查报告。
三、离婚后未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或交往权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精神，目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采归属离婚父母双方行使原则。近年来，我国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关系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注：参见张玉琴、丁红兵：《不让探视孩子，于情于法都不通》，载《中国妇女》1997年第3期，第52页。）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对此问题应如何解决？我国《婚姻法》对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或交往权尚无规定。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仅规定：“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注：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_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1月20日）第21条。）笔者认为，仅笼统地规定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有“监护权”是不够的。因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注：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_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11月20日）第10条。）从现实生活中看，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由于与子女分居，履行子女监护职责的内容及方式会有所变化，并且如其履行监护职责而又与和子女同居的父母一方的意见不一时，往往容易发生纠纷，难于实际履行。所以，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有的事实上已停止行使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从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看，对于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停止行使亲权或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父母一方，除规定该方有负担子女抚育费的义务外，还较具体地规定了该方对子女的其他权利义务。例如：
《法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照管子女的夫妻一方保有监督子女的抚养及教育的权利，……非有重大的原因，不得拒绝该方探望及接待子女的权利。如子女的财产利益要求良好管理时，该方得……在司法监督下承担管理子女财产的全部或一部。
派出所社会调查报告法学 第3篇
2009年3月28-29日，由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承办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第一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_、学术报刊的共约近百名代表汇聚一堂，开展对话与研讨。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8篇，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女性的生存状况、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区女性问题、科技号性别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充分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特质。为奖掖青年学子在妇女／社会性别学方面的研究，培育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学术后备力量，扩大本研究领域的社会影响，大会还特设“学生论坛”，主办方全额资助了29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参加大会，同时大会还在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教师组10篇和学生组12篇优秀论文。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_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