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1篇
【关键词】农村学校体育改革哲学反思
农村学校主要是指县以下的由镇乡一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乡村中小学校，其担负的主要职能是开展农村的义务教育。目前，我国现有普通中小学万多所，农村约占89%，在校中小学生1亿6900多万，农村约占74%。学校体育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农村学生体质和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国民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也关系着我国新一代农民的整体素质。
一、目前农村学校体育教育教学中面临的窘境
1.学校领导对体育重视不够
（1）名义上虽有校长分管体育，但实际上许多分管校长分而不管，对随意占用体育课尤其是毕业班的体育课听之任之，有些地区毕业班根本没有开设体育课。
（2）校领导对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漠不关心，只抓升学率，无视学生体育活动和身体健康状况。
（3）体育课质量基本无人关心，校领导只对文化课感兴趣，认为体育课可有可无。
（4）分管领导对体育课多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数年不听、不看体育课是常事。
（5）有的学校领导甚至把抓体育工作与教育质量对立起来，使学校体育工作变成了“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工作”。
2.师资不足
（1）具有专科或专科以上学历的体育专业教师不足，很难保证教学质量。
（2）体育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男、女体育教师比例严重失调，女教师寥寥无几。
（3）师资培训力度不够。在农村学校，体育课一般被认为是副科，体育教师很难被列入师资培训的范围内。
（4）对体育教师的评价比较片面，体育教师付出的劳动得不到认可，不能同工同酬。
3.教学问题突出
（1）课程设置缺乏连续性、科学性、灵活性；体育考试项目的确定不够科学、灵活、全面。
（2）体育课开课率低，随意性大。大多数农村学校把体育课纳入了教学计划，列入了课程表，但名副其实的体育课开课率相当低，往往把体育课当成室外活动课，让学生自由活动，或者把体育课当成自习课，玩一玩，放松一下，有一名老师监护就行。尤其是村级学校，开课随意性更大，有的班主任对上体育课是随心所欲，想上就上，想不上就不上，体育课名不副实。
二、现状思考
笔者认为，在认识上，重智育轻体育的思想依然存在；在社会评价与管理上，对农村中小学的体育工作还缺乏一套科学规范、严格公正的评价标准和管理机制；在经济上，资金投入不足是目前农村体育教学落后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领导的态度和爱好
“小城镇体育，大社会问题——来自我国小城镇学校体育的调查报告”中向我们揭示这样一个现象：校领导对体育的态度，对某个体育项目的特别爱好，也能使小城镇学校体育硬件有所变化。
2.农村学校体育改革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
目前我国农村学校教育的改革却偏重于智育和德育，漠视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显然有悖于教育的整体性规律。
3.教育政策“城市取向”，教学理念滞后，教学模式缺乏创新
由于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集中在城市阶层，使得我们的教育政策和主流话语更多地带有“城市取向”。今天我们的农村学校体育课堂的情形是：标准的课程规范的教学，有力的控制等等；学生的自由、天性、创造力就在这样的教学中逐渐丧失殆尽。在这个问题上，教育本身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三、农村学校体育改革的理性回归
农村学校体育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农村学校体育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生态环境要素；是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教育；是最具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教育方式；是最具现代性的先进文化传播器；是联结学生与自然、学校与社会的文化纽带；是促进体育文化传承，推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后盾；是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器。
1.构建主体性意识，依法教改，依法治体
学校体育工作和改革，尤其在农村，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人治。要改变学校体育改革尤其是农村学校体育改革因领导的好恶而变化的局面，必须构建农村学校体育各主体的主体意识，依法治教，依法治体。
2.整体推进，倡导终身体育，促进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
农村学校体育改革必须整体推进，倡导终身体育，促进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为此，第一，农村学校教育各主体要充分认识到“五育”是一个整体，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农村社会进步和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第二，树立体育课与其他课程一样重要的观念，体育教师与其他教师一样是现代教育的主体。第三，教学内容需贯彻终身体育的理念。第四，以农村学校体育为依托，推动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3.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因地制宜，采用新的教学手段，拓展新的空间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2篇
一、前言
我于20xx年2月27日至3月12日在德宏州陇川县做了为期14天的田野调查，此次调查是为了配合我的导师高登荣教授部课题：回访与新探——对梁钊涛先生1963年滇西民族调查的再研究。再研究，通常是对他人的调研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人原先的调研点做田野,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简单而言,所谓人类学再研究就是一位人类学者对另一位人类学者先前的田野工作点展开的重新研究。目前,x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点,如江村、西镇、凤凰村、南景村等,几乎都已经有人做过再研究或追踪研究。此次对滇西民族调查的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延续田野工作点的学术生命，对滇西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视角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滇西少数民族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参考依据。
二、背景资料
景颇族起源于青藏高原北部，传说为“木转省腊崩”（今青海省日月山一带），其先民属氐羌，唐代，其先民以“寻传蛮”、“高黎贡人”见诸于汉文史籍，自元、明、清至新x成立前，又先后出现了“峨昌”、“蔗些”、“野人”等名称。新x成立后，经民族识别，确定为“景颇族”。景颇族主要有四个支系，即：景颇、载瓦、勒期、浪峨，景颇支系的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景颇族是云南独有民族之一，景颇族主要聚居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其余的景颇族人口散居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的耿马佤族自治县等地。
“德宏”是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宏”为怒江，意思是“怒江下游的地方”，位于x云南省西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啊碧波荡漾……”这首半个多世纪以来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名曲，吟唱的就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是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全州辖瑞丽、芒市、陇川、盈江、梁河5县市，总面积11526x方公里，总人口118万人，北、西、南三面均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公里，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黄金通道，是x对南亚开放的前沿。
陇川县位于x西南边疆，镶嵌着一颗璀璨夺目的碧玉，它就是元末明初的麓川故地，傣语称为“勐宛”，现在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勐宛”是傣语音译名，意为太阳照耀地方。陇川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带，陇川县辖4个镇，5个乡（其中一个民族乡）：章凤镇、陇把镇、景罕镇、城子镇、户撒阿昌族乡、护国乡、清x乡、王子树乡、勐约乡。总面积1913x方公里，有耕地面积35万亩，人均耕地近3亩；全县总人口1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万
人。少数民族主要有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和x，占总人口的，其中景颇族和阿昌族分别占总人口的27,2%和，为全国景颇族和阿昌族人口最多的县。陇川历史悠久，是西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其西与缅甸联邦共和国毗邻，国境线51公里，新县城章凤为国家二类口岸，与缅甸国家级口岸——雷基口岸对应开放，可直通缅甸八莫、伊洛瓦底江至东南亚、印巴次大陆及世界各地，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陆地口岸；南与全国旅游城市——瑞丽市相连；东与州府所在地——芒市相连；北与盈江、梁河两县相连。其独特的地缘优势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三、调查点选取原因及所使用的方法
此次田野调查之所以选择德宏州陇川县是基于以下原因考虑：首先，居住在陇川的景颇族，可以说是x国境内景颇族总数的32%，占陇川县人口的23%，除了户撒乡只有个别寨子外，全县其他八个乡镇都有景颇族村寨，而且有的乡镇景颇族村寨还占绝大多数，生产生活所占的地盘也可以说占绝大多数：其次，陇川又是目脑纵歌之乡，“目脑文化”是在景颇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等的文化现象，这就为我的的调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最后，陇川县又是德宏州景颇族贫困人口较多的县份，在陇川调查景颇族可以很好的将景颇族的文化变
迁体现出来。此次调查我是以陇川县清x乡广外村为个案，调查方法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
四、田野点介绍
清x乡位于陇川县东北部，陇川坝头、南宛河上游，距县城44公里，三面环山，南北x均长公里，东西x均宽公里，国土面积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62,4%，最高海拔2618米，年x均气温度，全年无霜期289天，全年日照数2373小时，年x均降雨量1753毫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山峰奇峻、河流纵横；清澈的南宛河水涓涓流淌，青山翠竹，清泉甘甜；气候凉爽，风景秀丽，引人向往，素有：“孔雀之乡”的美称。这里依山傍水，资源丰富；山有摇钱树，坝有吨粮田，春天山中草花黄，金秋坝中稻谷香。是古丝绸之路和中缅通道必经之地，无数商贾往返不绝，曾在贺宛设驿站，后成为土司的“避暑山庄”，目前，陇梁公路纵贯全境，交通方便，贺宛温泉，游客常年不断，椿花塘梁子高耸云端，可观德宏和邻邦缅甸山川，沿途奇数灵石丛生，是春季登山观光旅游的好去处。清x乡是一个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农业乡，全乡共辖9个村委会，55个自然村，62个村民小组，2507户，10922人；农业人口10922人，占总人口的，非农业人口524人，占总人口的。按民族分：景颇族8117人，占总人口的，傣族3272人，占总人口的，汉族2248
人，占总人口的，傈僳族411人，占总人口的，其他71人，占总人口的；全乡共有森林面积20万亩，国有林5万亩，集体林15万亩；耕地面积28944亩，水田11664亩，旱地17280亩，以粮食生产为主，主要经济作物：甘蔗、水稻、麻竹、茶叶。
“广外村”的名称来源据村里的税务局退休老祈勒乔老先生讲述是这样得来的：大约在200年前，广外村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次战争，傣族士兵对居住在广外的景颇族发起了侵略战争，广外景颇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发组织起来，和傣族战斗。“广外”一词原为傣语，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枪丢失的地方”。1954年建乡，当时广外山官和陇川土司经过开会协商讨论，将“广外”改为“拱外”。之所以改名是因为有两层含义：①“广外”傣语意思为坝撇（不要骗你），带有歧视的含义；②“广外”因为山官所在，有山官寨的，要用山官名字“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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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3篇
按照我们指导老师的安排，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为期一个星期的社会实践课程任务是到佛山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参观学习。
以下是佛山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简要介绍：佛山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伊利集团华南区域管理中心的直属分公司，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迳口华侨经济区，占地面积200亩，投资1。9亿人民币建成，辖有冷饮工厂与酸奶工厂两个生产车间，主要生产雪糕、冰淇淋、棒冰、酸奶及乳制品等产品。公司为员工提供现代化公寓楼与娱乐休闲室，是一个朝气蓬勃、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
由于自己过往没有参观过相关性企业和制造基地的经验，所以当我们踏上这次三水之行时，我就不禁开始想象：我们会看到什么？是很多人和很少机器还是很多机器和很少人？我们能不能看到制作的每一步工序？我们能不能尝到由我们监督制作出来的产品？
也许我思考了太多，我们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车子刚驶入三水伊利制作基地时，看到的一切建筑给我的感觉跟我一向的认知一致——伊利集团是中国乳制业的龙头老大。但愿这里的设备确实地证明它就是龙头老大。
三水伊利制作基地派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姐姐给我们当导游，确实让这次三水之行增添了趣味。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我们正式开始参观三水伊利制作基地了。我们的第一站是展示楼的一楼。一楼里面正对门口的墙上牢牢地挂着伊利的商标，一旁玻璃展示柜里面放着伊利各种各样的产品包装，有雪糕、冰淇淋、棒冰、酸奶、奶粉等乳制品。导游姐姐给我们作了关于伊利集团的简单介绍和对伊利产品的各种扫盲工作。于是，第一站给了我第一个问题：如何有效管理这么多种产品，如何做到没有冲突反而共同发展？
管理一种产品，或许我们最先做的应该是了解产品本身。了解它是什么？为谁而生？带来什么？而产品与产品之间往往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互独立而互有联系。若是我们能找出产品之间的共同点或者联系点，也许新产品就能诞生——产品之间的相互结合。另外，对消费者偏好的充分了解，大概也是促进产品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吧。
第一站结束后，导游姐姐就带我们“实地”观察制作雪糕的工具。虽说是隔着一大段距离和一层厚厚的玻璃，但仍不妨碍我们对产品制造机器的了解。远远看去，一条一条生产线平行铺设着，特别的是没有看到很多工人，也看不到产品制作的每一步工序。导游姐姐介绍说，这种生产线是几乎全自动的，而雪糕、冰淇淋和酸奶这类产品适合在密封的环境下生产制作，于是我们看到的生产线是有很多很多大大的箱子构成的，而产品就是在箱子里制作而成。至于看到的工人也都只负责检查包装、装箱之类的工作。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这几年来机器人对企业产品制造的作用不断变大的状况。像一些大型的公司比如富士康也有提到过以机器人代替部分人手来减少产品成本和出错率，倘若日后，所有制造工厂里面的'都是机器人，那全世界60亿人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抑或是，当所有制造工厂里布满机器人时，全世界人们将不再需要勤奋工作就有美好生活？工厂增加机器数量，无疑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减低产品制造成本。但是，因为增加机器而减少的劳动力应往哪方面发展？
参观完制造酸奶和冰淇淋的机器，我们有幸免费尝到伊利品牌中其中一种冰淇淋产品——小布丁。甜甜的奶味没有被秋冬的寒风吹灭，反而显得更有滋味。想想自己若是这个工厂里的工人，能吃到自己亲眼看着如何制作和亲手检查包装是否合格的产品，心里一定特别窝心、特别有满足感吧。
吃完“小布丁”，我们就沿着员工宿舍楼旁的大道走去另一个制作地方了。沿路走去，看到有陈列牌，陈列牌上贴着的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小知识。而旁边就是高高的员工宿舍楼了。
宿舍楼外墙很干净，让人看得很舒服，像我们学校的宿舍楼一样，面向大路那边是一格一格的宿舍阳台，感觉不错。宿舍楼附近有很多室外篮球场供员工休息时用，想必伊利公司很重视员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劳动力在企业的地位向来很重，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对企业的价值愈发重要。国外对科学家的重视一向很高，因为国家管他们一家的吃穿住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在毫无压力的环境下进行自己的研究。而如何让企业员工有更好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呢？同样是如此，如果连基本的住房、吃穿都无法满足，何言全身心投入工作呢？所以，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对人的关怀力度必须不断加大。这也是国外很多著名企业有着宽松的管理制度和优质的悠闲设施的原因。
到了另一个制作基地时，没有看到什么，导游姐姐很快就宣布参观结束了，而我们就开始踏上回程了。在车上，我在感叹，其实这样短短两三个小时的企业参观还是能学到东西的。原本我还以为又是浪费了一天呢。
于是我在幻想着。在课室里，我们可以学到各种行业的相关知识和各种工序的流程，比如制造业的生产运作管理、电子商务管理、进出口贸易管理、保险学、投资学等很多很多方面的知识，但是我们总是缺乏了相关的实践。倘若针对每一方面的学习，我们都能够像这次专业实习一样，到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想必我们会对知识掌握得更彻底。或者说我们可以尝试到自己有兴趣的方面的企业实习，这样我们能够亲身参与其中，成效更是显著，也食对我们日后确定工作方向做准备。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4篇
一、自然环境
王宿里地处清涧老舍古乡，在黄河和无定河交界处，是少有的盆地地形，四围崇山峻岭连绵起伏，底部绿树葱茏，鸟语花香。许多山坡，风化非常严重，半山腰以下的沟侧面都有一种被冲刷过的痕迹，经常可以见到残留的坍塌体。在山沟中，经常可以看见长势繁茂的沙柳和狼牙刺。而山坡上面分散地点缀着一些绿色，显得既单薄又无助。该村参天古树特别多，不仅有成片的千年枣树，还有老槐树、樁树等。绿树掩映之中，一排排原汁原味的旧窑洞，一座座古风犹存的四合院，一条条静谧的村中小路，一片片果蔬飘香的农家田园，相映成趣，别有一番风情。村口山上筑有山寨，寨中有多个烽火台。王宿里属于山坡型，村庄建设在一条较长的山梁上，很多农户窑洞建在山峁一侧，建设基本上是呈扇形展开。
二、历史典故
王宿里的村名是有典故的。相传秦王李世民曾带兵经过此地，并在此地夜宿。他躺在村边石崖下的一块石头上看书，但蚊子叮咬不断，于是他让人点燃艾草熏蚊子，果然石头上再也没有蚊子出现。后来这块石头便被命名为“无蚊石”，至今这块久经风雨侵蚀、斑驳沧桑的石头仍静静地伫立在路旁。当然，这块石头其实已经不是当年的无蚊石，曾经的无蚊石已经被破坏掉了，现在放那的只是后来找来的，没有什么防蚊神效。李世民第二天出发离开时还种下一棵枣树，后来此树开花落仔，经历千年而不倒，而种子洒落的周围也生长出新树，现在成了当
地著名的千年枣树林。当地村民为了纪念秦王，遂将村名改为王宿里，因得此名。当年此地寇匪盛行，当地人为了抵御寇匪在山上修建了寨子，取名为秦王寨。后来李自成带着起义军也到过这里，村里至今还有他用过的拴马桩、下马石、坐朝砵等。这些传说其实都无从考证，不过清代士子王庆纶曾作有《王宿里》一诗，隐隐透露着该村与帝王之间幻渺的渊源。诗云：谷狭云深曲径通，秋原萧索夕阳中。松涛翻翠摇青峰，枣实凝丹映彩虹。大石尚留王者迹，荒村饶有古人风。国人沙碛寒烟乱，旋雁飞飞芦荻丛。
三、风俗习惯
地处黄土高原东麓的陕北，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主要融合带，绵延纵横近千里的黄土高原和起伏上下近千米的沟壑峁墕不仅孕育了华夏古文明，而且至今仍保藏和储存着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奔腾不息的黄河及其支流无定河哺育和滋养着这方水土的人民。自然地理上的隔绝，让陕北这块土地上可以幸运地保存下来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俗仪式，这些已在中华大地几近消迹的活化石般的礼俗仪式在陕北这里却生根发芽，深深地之植根于陕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到陕北大地的黄土中。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5篇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一、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
村治模式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农村田野调研,不是要理解一个村庄,而是要理解中国80%村庄的80%现象。这样的学术抱负自然不能通过“普查”来实现,而只能寻找一种方法,通过广泛调查对中国农村进行区域化、类型化的解剖,或者说是要找到一条路径,对中国农村进行结构性的理解。
在《自序》中,贺雪峰讲述了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在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过程中,日益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农村极其不均衡,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村庄会形成不同的过程、机制和后果。中国农村不能一刀切(非均衡性),这虽然几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集体共识,但是非均衡性的深层原因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伴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乡村治理形态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村庄治理逻辑的不同,必须对“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进行讨论。
探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就需要对村庄进行一个整体性考察。不是关注家庭结构、老人赡养、村庄舆论、派性宗族等个别现象,而是要把这些小专题放在一起来理解,通过对村庄秩序的总体性考察,揭示复杂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样的调研成果就类似于一个相对翔实的民族志报告。通过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来呈现村庄的内在机制,进而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
但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是不是1000个村庄有1000个逻辑呢?还是有些村庄治理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村治模式研究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即在呈现个案村庄社会基础和治理逻辑的同时,对个案进行比较,进而将治理逻辑类型化,形成关于村庄治理模式的讨论。
村治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调查写作方案,调研者有统一的调研提纲和写作框架,便于不同村庄的资料具有可比较性。这种调研方法与纯粹的人类学对村庄的理解方式不同,是中度调查,不太追求村庄个案的绝对精细化,而是要通过1―3个月的调查呈现出村庄的结构性特征。之所以不是特别注重经验的绝对精细化,是因为在村治模式研究中,比较的不是具体现象,而是逻辑,比较的是村庄各种结构性因素、事件和治理机制的异同。
二、村治模式研究的路径
在村治模式研究过程中,存在以下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选取某一个专题或视角,结合不同村庄经验进行比较,理解和呈现村庄治理逻辑的差异性。本书共列示了20个专题:家庭结构与老年人地位;妇女地位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农民的闲暇时间及其社会交往;人情往来;红白喜事及其仪式;村庄中的竞争;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地方性规范与地方性共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公与私;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村庄公共事务的“搭便车”;土地调整;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与农村上访;等等。这些专题,都是在长期农村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对田野经验的问题意识,即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为切口,剖析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同时强化对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认知。这正是本书导论中《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调查为例》一文的问题意识和主要内容。
第二条路径:立足一个村庄,做一个相对翔实的调查报告,生动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表达,同时在其他报告的比较中获得意义。书中九个村庄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就属于此条路径,不仅仅是关注村庄治理,还要特别关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涉及对村庄政治社会诸多面向的结构性理解,重点关注以下系列主题:
(1)社会关联――家庭结构、分家模式、纠纷及其解决、行动单位、公与私,等等;
(2)生产生活――村庄历史、自然环境、聚居类型、种植结构、闲暇生活、副业、打工经济、电视下乡、人情,等等;
(3)村庄政治――派性、上访、乡村债务、农民负担等,乡村关系,等等;
(4)意义世界――生育观念、面子竞争、丧葬习俗、自杀,等等。
虽然一些问题在第一条路径中也曾涉及,但是此处更关注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理解其关联性,进而呈现个案本身的逻辑,呈现乡土秩序的基本特征。这种村治模式的报告,信息量较大,并没有过多的宏大理论解释,而是力图呈现村庄经验的逻辑自洽性。所谓的村庄经验的逻辑,意指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是逻辑性地关联在一起并彼此作用,例如农村老人的处境与代际关系、兄弟关系、村庄舆论等命题紧密相关,村庄治理与宗族、派性、选举和乡村关系等主题高度关联。理论可以呈现经验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经验本身是自洽的,可以自我阐释。经验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用经验来理解经验。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农村经验的内容和意义,进而理解村庄经验本身的逻辑和作用机制,这是村治模式研究的重要环节,是村治模式研究的基本功。
第三条路径:将诸多模式进行比较,建构更大范围的模式概念。“村治模式不仅存在具体的小区域差异,而且存在大区域的差异”,而这正是书中关于“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讨论。只是这里要强调,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标准不完全是“地理区域”。虽然地理空间的不同导致南北方农村的种植结构、社会关联方式、国家权力渗入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根本标准是村庄治理逻辑的相似性。所以书中“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划分并不是地理空间的简单表达,而是依据“离中央权力的远近、地方性规范、开发时期”三个因素对村庄治理逻辑的一种类型化理解。或者说,可以算作是更大范围村治模式的类型建构。
三、村治模式关键词
所谓的村治模式关键词,就是理解村庄治理的关键概念。
一方面,在村庄从事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会有一个或几个因素或事件,它们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中非常惹眼,影响着村庄治理的诸多面向,主导着村庄治理的逻辑。如贺雪峰在湖北荆门调查时发现的“原子化”,在关中调查时发现的“户族”,在河南安阳调查时发现的“联合家庭、门子与宗族”,在安徽中部调查时发现的“村民组”,徽州宅坦村的“积极分子”。以“积极分子”为例,安徽宅坦村虽然也有“原子化”的特征,但是在村庄中却活跃着一个由退休人员等组成的“积极分子集团”,他们成立了“公益事业委员会”,还刻了公章,积极行动,使村庄治理呈现为非原子化的特征。积极分子,构成了理解宅坦村治理的关键词。从这样的一些概念出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治理的逻辑,进而概括村庄治理的模式。
另外一方面,在超出村庄个案层面,还可以发现一些概念具有更大范围的比较意义,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是一个比户族、原子化、联合家庭、宗族更高一级的关键词。其中“行动单位”探讨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将农村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意指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且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但是现实中,不同层次的“波纹”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核心家庭出发,并不完全是越来越弱,而是在某一个层次表现出来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影响着村庄治理,表现为村庄水利、红白喜事等事务中合作的形成,以及团结一致政治行动的发生,表现为选举中的派性、上访等等。影响“行动单位”的关键因素是“农民认同”。虽然家庭核心化是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整体趋势,小家庭构成了利益的坚固堡垒,但是除了“原子化”村庄外,我国其他农村地区存在一个超出核心家庭的认同单位,在黄淮海地区和安徽阜阳表现为小亲族,在关中表现为“户族”,在赣南表现为“宗族”。“认同”建构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行动单位”,进而影响村庄治理的形态和模式。
以“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一村治模式关键词为视角,利用“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等概念,可以建构一个区域比较的村治模型,进而对生育观念、非正常死亡率、住房竞争、老年人地位、村内纠纷等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概括出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基本特征。
四、结语
如果说“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关照代表着纵向对社会变迁进行考察,那么村治模式研究则代表着横向对不同区域农村社会性质及其差异原因的关照。如果说先前以政策、法律的实践为视角来理解村庄治理的区域差异,那么村治模式研究代表着视角从外部到内部的转换,即关注已经不是差异本身,而是差异产生的原因。这种原因不是仅仅在外部,还扎根于村庄内部,是村庄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同地区村庄治理的面貌的特殊性,即村治模式。
正像贺雪峰在后记中所表达的:村治模式研究“是一项探索,是经验研究的探险”。在笔者看来,村治模式研究最根本目的并不只是要建构出符合区域治理特征的“模式”――这只是一个过程,关键是要找到一条可操作的路径,对广大的、非均衡的中国农村进行理解。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苛刻地追问模式准确性及其代表性问题,而应该深入理解这样一种学术路径所蕴含的农村经验研究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为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还能在区域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关键词、关键概念。他们均来自村庄,仿佛从田野中生长出来一般,充满了本土气息,对本土经验很有解释力,为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和框架参照。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6篇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多种民族的聚居也就造成了多元文化与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就目前新疆的13个主体民族而言，主要通行的语言包括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锡伯语、柯尔克孜语等。就教育教学来看，解放后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长期实行以本民族语言为基础教学语言，汉语作为单独课程进行开设的教学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自治区开始逐渐探索如何实现双语教育模式，经过反复的实践，90年代左右，新疆民汉双语教学开始逐渐进入新的时期。但就今天的新疆民汉双语教学来看，仍然存在一些潜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和挖掘，从而推进新疆双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新疆民汉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
学者武金峰在其《新疆民族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将新疆的_双语_教学分为四个阶段：1.体系的建立阶段（1950-1965年），其标志是1950年5月，新疆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对部分课程进行了调整，要求民语班选修汉文或俄文，汉族班选修俄文或维文，1964年和1965年又两次选派80多名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自此，新疆的汉语教学体系基本形成；2.停滞阶段（1966-1976年）1966年，__开始，给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带来灾难，整个教育事业处于瘫痪状态，双语教学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3.恢复发展阶段（1977-1987年）党的之后，教学工作走上正轨，双语教育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地位日益突出；4.改革实验、加速发展阶段（1987年至今）其标志是1987年，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全疆范围内选择五所民族中学进行汉语教学改革实验。这五所中学是：乌鲁木齐实验中学、乌鲁木齐十四中、喀什六中、伊犁州一中、伊宁市七中。[1]学者方晓华将新疆双语教育分为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推行汉语教学，属于双语教学的前身；2.尝试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推行双语教育试点和实验；3.新疆双语教学的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时期双语教育开始逐渐趋于完善并在全疆范围内展开。[2] 2004年3月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推进_双语_教学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要求全疆所有的城镇民族小学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课，民族中学除加强汉语课教学外还要开设_双语_实验班，实验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用汉语授课。
二、新疆民汉双语教育的现状及其特点
现阶段新疆民汉双语教育的现状呈现出以下几项明显的特点：
第一、双语教育发展速度迅速。据自治区教育厅的最新统计，到2006年9月，自治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班的学生总计为万人，约占自治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的，如果再算上学前教育的双语班学生，双语班在校生的总规模超过18万人。[3]据新疆双语办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10月，新疆学前、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在校少数民族学生万人，其中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总数万人，占少数民族教师总数的。全疆开设双语班的学校2805所，双语班11988个。[4]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两年时间内学生总数递增将3倍左右，这足以说明近些年来自治区对民汉双语教学的建设发展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双语教育发展速度较快；
第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双语教育。学者衣莉、王学昭在新疆喀什进行了双语教学调查，2007年喀什地区中小学开办各类双语班2020个，双语班学生76397人，占全区民族学生总数的。在学前双语教育方面，有148个乡（镇）303个村设立451所双语幼儿园，全区双语幼儿园达到952个班，47328名儿童。喀什地区还制定了专门的双语教学措施，鼓励和监督双语教学办学[5]；
第三，双语教育被社会接受程度逐渐提高。学者祁伟2007年在新疆和田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双语教学得到了双语教师和学生家长及民族学生、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认同，大多数人认为双语教育能够在保持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从而改善今后的生活水平[6]。
三、新疆民汉双语教育中的潜在问题分析
在新疆民汉双语教育迅速发展和逐渐深化的过程中，这一教育模式也逐渐显示出一些潜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双语学校、学生人数量的递增，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和自治区对新疆双语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增高，对基层双语教育的经济投入也日益增多，自治区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双语模式办学，并对双语教育学校加大资金投入。为了解决基层双语教学师资匮乏等问题，自治区实行了自治区高校师范类专业、维语类专业社会实习和特岗教师及双语教师培训等多种形式。此外，部分学校还存在双语教学模式不合理现象，由于目前的双语教育主要采取因地制宜，所以存在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部分地区的学生可以受到从学前教育就开始的双语教育，部分学生仅仅能受到从高中开始的双语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质量不均的问题。师资不足、学校质量不足、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是目前双语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二、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脱节。从目前高校双语班的培养方式和初级教育的培养模式来看，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一定的脱节，这尤其表现在高等教育的理工科培养方式上。目前在高等教育中民族班的开设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民班教学，即先对学生进行预科教育，也就是先进行为期一年的基础教育，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课程和其他基础课程，另一种是双语班，即对双语班毕业学生直接进行专业教学。由于各地初级教育双语班的参差不齐，也造成了一些学生在直接升入专业教学后存在由于语言尚未过关，对所学专业知识无法及时的消化，从而在课业上逐渐落后，失去学习兴趣，甚至抵制汉语教学。在一些理工科院校部分教师反映双语班的学生学习反倒不如预科班学生，主要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语言学习，在汉语授课过程中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够。
第三，语言学习的功利性逐渐增强，社会价值逐渐式微。从目前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市场经济带来人们对经济的片面追求，在进行语言学习的时候这种功利性也逐渐增强。在部分学者的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对汉语学习的主要思考几乎都是停留在以语言作为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与生活的工具，而对于语言本身的社会价值逐渐忽略。在中国，普通话本身是官方语言，普及普通话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进行双语教育的同时，提升双语教育本身的社会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7篇
民族志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民族志式的书面描述。田野工作有如智慧之旅，而写民族志就是它的终点。调查者来到陌生的文化场景，花上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来了解它；为了明白当地人是如何界定他们的经验，他得聆听、观察、参与；然后他要处理收集到的资料，把资料翻译为描述性的报告，使得不熟悉该文化的人能够理解它。这就是民族志。它用其它文化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呈现构成一种文化的诸概念。像任何翻译一样，由于两种语言之间没有精确的对等概念，民族志传达的意义也不完整的。因此局外人只凭一本民族志是无法像当地人一样地完全把握该文化的意义的。但是优秀的民族志能在解释他人的文化知识方面走得更深入一些。
第一节调查报告的类型和特点
各类调查报告不仅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调查报告的形式，根据社会调查的对象、范围、具体内容以及阅读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社会调查的内容划分，有综合性调查报告和专题性调查报告；按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来划分，有应用性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调查报告等等。
1、综合性调查报告和专题性调查报告
综合性调查报告也叫概况调查报告。是指对调出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变化过程作比较全面、系统、完整、具体反映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一般看重分析社会的基本状况，研究大有共性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建议。
综合调查报告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较为完整的'描述。它的内容说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一个地区甚至特定社会的地理、人口、阶级、阶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所依据的资料比较丰富，覆盖面大，指导作用强。二是对调查对象的发展变化情况作纵横两方面的介绍。三是以一条主线来串连庞杂的具体材料，使整篇报告形神合一，达到清楚地说明调查问题的目的。
专题性调查报告是指围绕某一特定事物、问题或问题的某些侧面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的特点是内容比较专一，问题比较集中，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依据材料不及综合性调查报告那么广泛，反映问题也不及综合性调查报告普遍，但它能够帮助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和处理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2、应用性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调查报告
应用性调查报告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社会情况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是在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社会基本情况后写出来的。其目的主要是认识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现状。其内容主要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2）政策研究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服务的。
3）总结经验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是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为目的的。它对于表彰先进、推广先进典型、指导同类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4）揭露问题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目的是揭露现实甚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引起社会的总是，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同时也为有关部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提供依据。
学术性调查报告是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目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来达到对客观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和说明。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8篇
四川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巴蜀文化、辽阔的疆域以及众多的民族，为艺术种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腴的土壤。既有种类繁多的民歌体裁，又有独具特色的说唱种类和戏曲艺术，还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下面我将以四川地区为例，如何在教学中实施本土民间音乐教学的角度来谈民间音乐课程改革。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是课堂教学的主要部分，下面我将围绕这些方面提几点建议：
一、 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这类教学方法特别可以针对民歌的教学。以四川汉族山歌为例。在四川峨边县毛坪镇的高山村、长梯村、凡山村等山村流传着一种富有特色的汉族山歌，其历史悠久，曲调高亢，与当地人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至今仍有不少老年人会唱这类山歌。笔者曾对此地的民间歌手做了调查采访。他们不仅可以讲述祖辈因人口迁徙来到当地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山歌就从那时开始唱的，一直伴随他们的劳动生活。他们有对山歌民间习惯的分类，如我们采录歌曲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是高腔、平腔或矮腔。如果我们把这些艺人带进课堂，或通过视频录像让他们来讲解，这将事半功倍，学生会感到很亲切、真实，对民歌的兴趣也将大大提高。同时，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以四川边远农村学生为小组代表，调查当地能唱民歌的老艺人，并收集歌曲，写出简要的调查报告。收集的资料在教师的指导下整理、核对之后一份交给当地文化馆，一份交给学校存档。通过这种课堂教学与田野调查的结合，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加强了学校与地方文化部门的联系与交流。
二、邀请专家进校园
“邀请专家进校园”可以针对说唱音乐的教学。以四川清音为例。四川清音是说唱音乐部分的曲牌体代表曲种，在众多的四川曲种中产生时间较长，流传较广泛。虽然四川清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后继无人，技艺无法传承的危机。但在成都地区仍有少数清音艺人活跃在舞台上。乐山师范学院在2014年以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为己任，让地方艺术走进校园，邀请了四川清音省级非遗传承人田临平 （中国曲艺第三届牡丹奖（表演奖）得主）、曹正礼等艺术家来学校表演。田临平女士的唱腔婉转明亮，表演技巧娴熟，声音极富感染力，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大部分学生是亲身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演艺术形式，不禁深深叹服他们的演唱功底以及舞台的表现力。因为亲自观看过，在之后的说唱音乐教学中，学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好学劲头，课堂十分活跃，教学效果很明显。课余的学生科研课题申请中，有不少学生主动要求调查研究四川清音，在如何把这种艺术引进高校，如何传承与创新等方面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种邀请专家进校园传播民间艺术，使学生耳濡目染，激发他们的主动性，是一种极有效的教学辅助方式。
三、让学生走进戏院
戏曲音乐是民间音乐中的一个教学难点。我国戏曲剧种众多，在以古老声腔、地方语言、民间音乐为基础而形成的剧种中，内容海纳百川、博大精深，要想把这些剧种讲得深透或引起学生主动学习、研究这门艺术的兴趣，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单一的课堂教学能实现的。但如果教学引导得当，就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走进戏院，让学生观看戏曲演出，这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感染力的一种辅助教学。目前，四川地区还有各种剧团和票友协会，其中以川剧和京剧最多。四川各区县的国营（或集体）川剧团在政府的扶持下，定期演出，免费发放戏票，吸引了不少中老年戏迷走进剧场，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还有一些以中老年为主的民营川剧表演团体，他们虽然没有政府的任何扶持，盈利微薄，却仍然在坚守自己的舞台，沿袭传统的看戏方式，定期演出经典剧目和传统折子戏，客观上起到了继承和发扬民间戏曲文化的作用。其次，京剧票友协会也定期举行各种交流和演出活动。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迫切要求下，乐山地区的“嘉阳河”川剧流派在文化部、教育部支持下开展了“川剧艺术进校园活动”。在内江、绵阳、泸州等四川各市区县的川剧团也先后开展了此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大学校园更应抓住传统文化艺术复兴的时机，调整专业课程的设置，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对于戏曲音乐的教学，教师在民间音乐的教学大纲中应对这一部分的实践课时有明确体现。学院要与当地戏曲团体保持长期合作交流，每学期安排至少2次（4个课时）的时间，在任课教师的带领下引导学生接触戏曲、喜欢戏曲、观摩艺术表现手法，达到课堂授课无法代替的效果。引导学生走进戏院，不仅能让他们亲身感受戏曲的虚实时空手法，演员扎实而全面的“唱、念、做、打”功夫，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同时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和态度是值得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学习和继承的。
四、开设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专题
除汉族以外，四川地区还有彝族、羌族、藏族等古老的世居民族。高校每年的新生中也有一部分是本地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些民族有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审美以及鲜明的艺术特征，为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专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由教师课堂讲授，较全面地介绍本地少数民族民歌、器乐、戏剧、宗教等；二是以本班少数民族学生为代表的形式开展实地采风，体验民风民情。下面以四川彝族为例，分别论述这两个方面：
课堂讲授。四川彝族的民间音乐主要表现为民歌和器乐。彝族民歌体裁丰富，有山歌、情歌、儿歌、风俗歌、酒歌等，根据生活场合、实用功能的需要有不同的表演方式和歌词内容。乐器的种类也较多，吹、拉、弹、打均有，如彝箫、竹笛、葫芦笙、马布、唢呐、月琴、胡琴、羊皮鼓、铜铃等。其次，还有一种彝族男女老少皆喜欢的乐器――口弦。口弦有竹质和铜质两种，由两、三片至五片组成一件，可以吹奏旋律和多声部音乐，口弦曲调也十分丰富，技巧性高。另外，还有树叶也可以随手采摘来吹奏音乐。这些民歌和器乐的存在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教师在讲授这一部分的时候不仅仅要让学生了解各种音乐体裁，学唱代表性歌曲和乐曲，更应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研究有关民歌的一切事物，包括各种该民族的历史、音乐作品和与音乐有关的人的活动和环境。
实地采风。四川的彝族按地域可以分为小凉山彝族和大凉山彝族，高校的彝族学生大致也来源于这两个地区，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彝族区县进行采风活动。采风活动分三个阶段：一是前期准备。教师可以通过几天的集中培训或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做前期工作：首先确定调查目的、调查范围、调查形式、调查提纲；然后引导学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该民族的相关资料，如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最后准备录音、摄影、摄像、电脑等相关器材。二是现场工作。这一阶段要求学生注意采集材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调查清楚与音乐作品相关的事物，如歌曲的演唱地点、场合、迁徙情况、演唱者的基本情况、演唱方式、伴奏方式以及为什么要唱等原因。具体调查时可以个别访谈，也可以开调查会。无论怎样，事先应拟定一个可行的调查问卷，本着谦虚、好学，尊重艺人的态度与之交谈，在征求别人同意后方可录音、拍照或录像。三是整理阶段。这一阶段需要整理文字资料、音响资料和撰写调查报告。在现场获得的文字资料，包括工作日志、现场问卷、艺人的生平、与音乐有关的传说故事、史料等；音响资料包括录音的时间、地点、地区、场所、录音状况的登记，曲目的编号、曲名、原文和译文、演唱或演奏说明等情况；最后是撰写调查报告提交学校。
在学生有一定采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还可引导学生对不同地区的音乐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如大小凉山彝族音乐的异同，彝族音乐与羌族音乐、藏族音乐的不同特征等的比较，既可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学习、研究音乐的本质特性，激发学生内在的求知欲望，又可培养学生积极探索现实世界的优秀品质。
五、编写本土教材
四川高校民间音乐课程中使用的教材有《中国民间音乐概述》（肖常纬编著）、《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周青青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袁静芳主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杜亚雄、王同主编）、《中国民族音乐》（王耀华、王州编著）等。这些教材有的按传统五大类概述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有的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角度分述民间音乐，还有的是从历史踪迹来划分艺术特色区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涵盖面广、适用群体具有普遍性，但具体论述的深度则取决于编者的研究领域和所掌握的资料。而我国民间音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目前研究团体的力度和广度决定了编者不可能详尽到所有民族和地区的每一种音乐类型，这需要民间音乐课程教师行动起来，投身于民间音乐的收集和研究中，积极参与本土教材的编写，加强实用性，把民间音乐的学习与学生的亲身体验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有计划地推进民间音乐课程的改革，同时进一步挖掘、整理民间音乐资源，为更好地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9篇
《考古学报》为面向国内外的中国考古学专业学术性刊物，主要刊发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发表考古发掘调查报告，刊登考古学理论和专题研究论文，报道考古学与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建筑、古人类、古生物鉴定的研究动态。包括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有关考古学与古代历史问题的研究论著，古建筑、古人类、古器物的鉴定研究等。
投稿须知
刊载中国考古学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发掘与调查报告、书评、科技考古报告。《考古》还刊发考古简讯及学术动态等。
刊登海内外学者的来稿。
不接受已刊发之稿件，请勿一稿两投。
严守资料首发原则，不接受据未发资料撰写的论文。
发掘及调查报告原则以单位署名。
来稿由考古杂志社以匿名方式送请专家评审，未获采用者则致函奉告，并退还原稿。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10篇
关键词：法学研究方法；价值；规范；田野调查
《论语・卫灵公》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集注》中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这都形象道出方法在解决社会纠纷、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方法论是从认识论高度对于研究方法的梳理、概括和总结。①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是对法学研究方法的总体认识，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着根本的指导作用。②法学研究方法是指特定主体在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的法律之道的方法，成为法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价值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比较研究分析方法等。
一、价值分析方法。
普遍认为，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价值分析方法就是特定主体通过认知、分析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进而揭示或者确定一定社会价值的方法。
价值分析实际上是揭示法的应然状态，法律本身体现着人们对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的追求。以环境法学为例，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法，主要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环境法的立法、司法、执法领域以及法律运作的各个层面和过程都包含人们对价值的判断和利益的取舍。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和利益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本身无法自行解决，必然需要人们根据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理念进行选择。某公司未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排放污水，排放的污水污染了当地的水质，给该地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害，某公司排放污水的行为与当地居民身体损害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公司排放污水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其排放的污水造成环境恶化，导致居民的身体健康受损，环境法作为第三方对该公司的排污行为与居民的身体健康受损后果进行价值和利益取舍的判决，其判断的标准就是法所对应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同时，当法律规则缺位或法律规则之间冲突，甚至出现法律原则的缺位或原则之间相互冲突时，价值分析方法更为重要。
二、规范分析方法
“规范分析”所针对的只能是表达行为的应当指向的法律规范或法律命题，规范分析只是固化了特定价值的实在法为自身对象，而拒绝了对法律正义与否的评价。规范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实证分析方法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从规范角度出发或以规范性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由于规范指引如何行动，其分析方法代表了一种实践理性，并与那种描述性、说明性的科学研究不同。规范分析方法应是独立的一种研究方法。③
规范分析方法以现有法律规范为前提，以概念分析为核心。比如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是_提出的民族概念，通过规范分析，可以看出民族有四大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规范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明确所分析对象概念，并分析该法律命题的真实含义，从而理解概念和命题的真正意义。
三、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解决的是法的实然状态。实证研究方法是在特定主体主观价值中立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④实证分析主要包括田野调查分析方法等。
田野调查，在特定时间，通过自观、他观等方式在特定区域、特定范围进行实地走访的调查研究工作，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记录当地人风俗、习惯以及特色文化。首先，应明确田野调查的目的和目标，之后开始选取特定区域和调查点，必须确保典型、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区域；其次，开始调查前，应搜集当地有关的文献资料，尽快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及特色文化，了解当地民族分布、历史等情况；再次，应设计调查提纲、调查问卷和相关需要记录的表格等，选择好调查时机，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可以通过自观、他观、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最后，撰写调查报告，根据所调查内容，汇总并分析后，提出调查结论。
四、比较研究分析方法
比较研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其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对于法学而言，比较研究分析方法是比较法中最重要的方法，针对主要对象是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的法律制度、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等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的一种方法。⑤
一般来说，应先选取比较对象，确定比较的内容，寻找比较对象中内在联系关系，设立比较的范围、标准等，在对比各种资料后进行归类，提出所要比较的具体内容，并详细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对象的本质，得出结论。 总之，法学研究方法是学习各种法学学科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要解决价值判断、价值冲突，法的价值就是保障自由、人权、公平、正义，从而解决社会的价值冲突；规范分析方法解决了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方法通过田野调查等实践的方式，为理论与实践结合，提供了一条真实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突出不同国家、不同法律制度、不同法律文化等之间的比较分析，从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 --！>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11篇
关键词：近代乡村 财产继承 宗族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并未发生重要变化[1] ，这就为研究乡村社会财产习俗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海内外学者对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了许多区域性研究。[2] 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角度对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及宗族社会之间关系作一探讨，以期加深对乡村财产制度与宗族社会的理解。
一、 南北方各地乡村财产继承形式
近代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主要形式，诸子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绝大多数地区财产继 中并无嫡庶差别，如黑龙江的11个县家庭财产分析均无嫡庶区别，仅见湖北汉阳、麻城两县及福建连城县家庭析产中嫡庶有别，而且连城县的此种现象发生在戚族主分条件下。[3] 诸子均分还可以通过下一代或妻子来实现，所谓“子承父业”、“妇承夫财”。[4] 而各地私生子参与诸子均分则以生父认领与社会承认为条件。[5]
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养膳田地、长子长孙田地等习俗。父母享有养膳田地的财产权，诸子不得主张变卖或均分。[6] 长子长孙田地亦称长房田地，北方长子长孙田地继承资格仅限于长子及长子所生长子，如山西临县“长子长孙地”限为“酌分给兄之子地若干亩”，主要是因为长子长孙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如万全县“长子因祀祖先之义务，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称长子长孙田地为祀田，如陕西华阴县“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其长子长孙田地主要表现对血脉相续的重视，湖北乡村社会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长子，而不论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长房田。长孙也并不限于长子所生之长子，而是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江西萍乡家庭长孙田就是“给予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而且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长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长子长孙并没有主持家族祭祀责任，安徽贵池的长孙田就是长孙婚娶教养等费。[8]
当然，大多数地方的长子长孙田地所占比例极小，如福建顺昌等县长房田地约占家庭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农家的长子长孙田地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使许多地方的长子长孙继承特权趋于消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和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的一些家庭财产分析继承中，诸子均分极为彻底，已经不再作其它财产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11] 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并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习俗制度。[13] 虽然黑龙江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大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14]
妇女可以终身享有奁产管理权和收益权，夫家不能占有奁产，改嫁妇女甚至可以随身带走奁田，沅陵县将奁产称之为女户田。[15] 浙江宣平县奁产为妇女死后祭产，但大多数地方奁产在妇女死后仍归娘家所有，陕西西乡县、安徽贵池县 “如女死亡，其产业仍归娘室”。妇女并没有奁产的最终处理权，也并非奁产的继承者，仅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江苏松江县、福建建阳县均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习俗。[16]
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大多数地方习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亲）中确立昭穆相当之人为继承人，继承宗祧及财产。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但一些地方则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围内立继，有依亲等顺序在亲支范围内决定继承人的应继与以贤以爱选择继承人的择继区别，满铁华北调查显示，亲侄有继承优势，立继多由“由家长兄弟的儿子（作为过继子）继承全部家产”。[18] 但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更强调依亲等顺序继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习俗应继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而择继必须分润亲支族人。[19]
一个嗣子子继承两个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习俗在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直隶、陕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习俗，许多地方的兼祧习俗以生母推定继承宗祧财产的人，所谓“各继宗祧，各继财产”，其兼祧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类似于孙继，实际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继承财产。并继、关继与并祧则是则是亲族两个以上继子共同继承绝嗣家庭宗祧和财产，此习俗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方均有发现。[20]
异姓继承以赘婿与外甥继承为多。招赘婚多发生在无子有女家庭，南北方乡村均存在，但赘婿继承在北方尤为突出，如陕西就有11个县报告有赘婿继承习俗，陕西等地还盛行孀妇招赘继承，相当多的县报告有孀妇赘夫继承财产习俗。赘婿继承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赘婿并无宗祧继嗣权，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财产，由其所生之子继承宗祧，甘肃东乐县、陕西保安县、湖北通山县等地赘婿承受所有财产，但不得承嗣，生子须从女姓以承祀。此种习俗实际上是以外孙为继承主体，赘婿只是继承了财产管理权，因而赘婿不得当卖财产，如甘肃平凉县 “女家所有产业许赘婿管理，不许当卖，若有当卖情事，女族可以争阻”。第二种情况是赘婿承受部分财产，另立一嗣子与赘婿均分财产，此种赘婿未取得宗祧继嗣地位，不负责死后奉祀，仅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第三种情况是以赘婿为继承主体，亦即以赘婿为子，赘婿为子的前提多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无应继之人，此种赘婿多须从妻家之姓、与妻家共同生活、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此种赘婿等于异姓继子，甘肃全省、陕西南郑县、略阳县、福建政和县、江苏昆山县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的赘婿均属赘婿为嗣，兼有异姓继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赘书实际上等同于继书，甘肃全省、江苏句容县等地招赘婿为子时“写立赘书为据，名为赘书，实与继书无异”。[21]
外甥继承是一种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的外亲继承形式，陕西渭南县外甥的继承顺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辈，甘肃天水县“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继承也相当普遍，安徽当涂等县的外甥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江西“无子孙可以承继者，例得招外甥来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袭受其遗产”。 大多数南方地区仅认同外甥继承权，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继承权。而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外甥继承与内侄等姻亲继承联系在一起，如山西临县、高平县内侄外甥均可继承，甘肃全省“得立两姨及中表之子为子”。北方的姻亲继承还有随娘子继承形式，如山西、陕西等地死带子（改姓继嗣的随娘子）即可继承继父财产。[22]
非亲属的异姓继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闽南等地亦较盛行，非亲属的异姓继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系以异姓为嗣的继承关系，异姓构成继嗣关系一般以自幼抱养的异姓子为条件，如山西山阴有“血布养子”习俗即抱养异姓他人初生之子为嗣，偏关、屯留等县的抱子为嗣也与此相似。继子关系一旦成立，其财产继承权利不可剥夺。另一种为不构成继嗣关系的异姓义子继承关系，虽然义子与养父母并不构成宗祧继承关系，但义子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财产，不过其对养父母家庭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利，而是由养父母酌给财产。[23]
可以看出，南北方乡村社会均以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继承为主要继承形式，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姻亲及异姓继承方面，北方乡村社会习俗对姻亲及异姓继承有较多的认同，虽然闽南等地对异姓继承及赘婿继承也有着较多的认同，但南方大多数地区仅仅认同外甥及外孙等外亲继承形式。不过，北方大多数地方姻亲及异姓继承的继承顺序也低于亲族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或权变继承形式，如河南嵩县等地只有在同宗无应继者情况下才能招婿为子，河北清苑县、高邑县的异姓继承也是以亲族或同姓无相当继承人为条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许多地方，异姓继承大多须经亲族许可，如陕西华阴等县异姓嗣子须凭亲族才能有财产继承权。[25] 南北方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基本特点。
二、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观念
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26]
陈其南十分重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继承习俗的影响，进而其分房理论认为汉人财产继承关系就是每个儿子独立继承父亲宗祧的继嗣观念展开。[27] 在国家_及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南北方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国家法律及儒家正统文化并没有规定一套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展开的财产继承制度，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也不能完全与国家法律或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保持一致，如许多地方有“禁止赘婿”并禁止赘婿继承财产的习俗，有的地方又有赘婿为嗣继承宗祧与财产习俗，而法律规定赘婿没有宗祧继承权，但允许招婿养老、并可以继承部分财产；亲女继承绝户财产也为清代法律所规定，一些地方亲女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而大多数地区并不认同亲女的继承主体地位。[28] 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习俗是在与社会生活需要及宗祧继嗣观念互动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及宗族关系影响，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点。
其实，乡村社会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其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陈奕麟曾经对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作过探讨，他引用（宋）陈淳《北溪字义》对族人继嗣“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的解释，认为宗祧继嗣的根据是气脉说。[29] 气脉说以父子及族人之间的男系联系为继嗣依据，属于正统的父系宗祧继嗣观念。但各地民间的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为根据，许多地方的民间继嗣观念以血脉说为根据，认同外甥及外孙的宗祧继嗣权，如陕西蓝田扶风等县以甥舅有血统关系，以甥为嗣“竟视与亲生子无异，甚且有合户欢迎，酌酒相贺者”；甘肃皋兰县“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争者，盖谓姊妹之子与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脉同出一本，较同宗之人或尤亲也”。安徽当涂贵池等县外甥 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盖以外甥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统较为亲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孙继承。
各地的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形成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民间继嗣观念存在着南北方的某些差异。北方社会表现以“宗”为其继嗣特点，“宗”的继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间的世代连续性，还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与小宗区别。[31] 在继承中区别长子与众子是中国血缘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则应有之义，在南北方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中均有其表现，如绝次不绝长、长子不出继等习俗，黑龙江、奉天、热河、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南等地乡村均能发现。[32] 但是，北方社会更强调长子的“大宗”地位。在华北的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顺义县沙井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象征着宗祧继承的牌位、祖匣、家谱多归长子继承。[33] 长子继承祖屋也是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特权，如陕西华阴县“原有祖房恒为长子分得，故俗有长子不离祖之说”，山西兴县“惟长子务须居其原宅，故曰长子不离旧院”，《同官县志》记载“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34] 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牌位、祖匣、家谱及祖屋，被视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而南方社会则以“房”为其继嗣特点，房不仅代表了父子间的世系连续，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独立与父亲构成世系联系，强调每个儿子在继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继嗣观念的差异还表现在嗣子义务方面。北方强调嗣子的送死责任，摔盆执幡即是获得嗣子资格的一种凭证，可以得到财产继承权。河北清苑县、山西神池县、山西临晋县、陕西渭南县、甘肃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顶盆者、摔盆者及执幡者为嗣子的习俗[36] ，在死者没有亲子或未立嗣子的情况下，丧礼中“有继承资格者往往争摔牢盆，以为取得继承之根据”。[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为嗣子，因为他们履行了送死义务，也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如山东东阿县、临朐县摔盆或顶盆者不能继承宗祧，也可继承部分财产；黑龙江各县承办丧事及顶灵驾丧者均有遗产继承权。[38] 北方各地习俗将人子送死义务与财产继承紧密相联，以致乡村丧礼多有“争继夺幡，辄致相哄”[39] ，实际上就是以此争夺财产继承权。
北方乡村社会虽然有长子以抽提祀田为名的长子田，但此种祀田常常徒具虚名，供奉血食并未成为嗣子的重要责任，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迳行继承的情况，如华北地区，继嗣奉祀观念淡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庄的农民甚至认为自己的死去亲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无子者死后无须立嗣子解决血食供奉问题，其财产由兄弟分析继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均有不为自己兄弟立嗣而迳行分析财产的案例。[40] 南方乡村社会继嗣观念则以供奉血食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为嗣子的重要责任，也是嗣子获得财产继承权的依据，强调财产继承与供奉血食的联系。南方许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苏高淳县死者无遗产，由亲族为之积资并立继供奉血食；湖北汉阳、浙江东阳、福建连城等县为未婚夭亡者立继， 继子有供奉血食责任和继承财产的权利。[41]
在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关系中，社会生活需要－宗祧继嗣观念－财产继承习俗三者处在一种互动之中，而社会生活需要往往处于关键地位。中国亲属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扩展性[42] ，亲不仅有血亲、姻亲关系，而且可以扩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亲或非姻亲关系，社会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种共同生活的非宗亲关系及非亲属关系虚拟为某种宗祧继嗣关系，从而丰富了宗祧继嗣观念与财产继承习俗的多样性。在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中，异姓为嗣多以自幼抱养为条件，也是因为自幼抱养的异姓子有长期共同生活而具有亲情纽带。如陕西汉阴县、浙江诸暨、山西偏关的异姓为嗣习俗强调“抱养异姓三岁以下之幼子者”，此种异姓子有完全财产继承权。[43] 华琛在香港新界调查发现，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往往就从陌生人那里买下男孩继承。华琛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与自己具有较强的亲情纽带，抱养异姓子也可以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能够保证继子的忠诚及家庭财产的安全。[44] 斯图柯德在华南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冥婚名义上为死去的儿子立继，实际为自己立嗣孙作为继承人，人们解释立嗣孙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骗并夺走自己的财产”，而嗣孙可以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45] 兼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亲情纽带的嗣孙作为继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非亲属关系并不虚拟为宗祧继嗣关系，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可以成立。如许多地方的异姓子并没有宗祧继嗣权，但这并不妨碍长期共同生活的异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财产继承权。对于义子所生之子（即义孙），因为生长于家庭之中，各地习俗普遍认同为“自家人”，承认其与亲孙一样的地位与继承权，河北各县“若义孙则产于己家，虽义子所出，而情均天伦，固与亲孙无殊也”。[46]
社会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产生，如同父同祖亲关系历来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基本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同父同祖亲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始于乾隆年间，前代无有”。[47] 人们甚至也会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宗祧继承原则，如许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继承财产，就是因为养亲无人，寡媳承担家计劳动，“实因本县农村经济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吴兴、安徽广德等县，因为革命后“户丁稀少”，为了解决家庭劳动力和继承人，于是民间兴起“异姓承嗣办法”。在闽南，异姓继承普遍，就是因为当地房族争夺激烈，人们普遍多立异姓继子（即螟蛉子），以增强家庭及房族势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担在海上贸易中冒险犯难的勾当，在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存资源的闽南社会，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运。[50]
三、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对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诸子均分制度下的儿子潜在财产权对于大家庭分裂有着决定性作用，“往往会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51] 近代习俗调查资料表明存在着此种儿子潜在财产权，如甘肃平凉县、浙江义乌县均有未分家析产的儿子“将家中财产书立约据，出卖与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税过粮管业。[52] 潜在财产权往往引起兄弟间冲突，满铁华北调查发现大家庭内兄弟之间常常会因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费支出、浪费金钱、懒惰等发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锐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往往是妻子算账而丈夫发言”。[53]
妇女奁产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妻子娘家带来的财产属于特有财产，与家产区别开来，自带财产是与家产区别的私产，所谓‘贴己’，称之为夫妇‘两人的东西’”。[54] 由于奁产的存在，大家庭内部的一对新夫妇往往“构成了共同体”，“他们被赋予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一个新家庭开始在家庭内部生长”，最终导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农家庭之间的共业联系，或是由于财产本身存在着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况，或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关系。在河北省宝坻县，家产分析后，井、碾磨、车、采土场、家屋宅地、进出道路等为共有公产。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车和大车、骡等现象较为普遍。[56] 家庭之间存在着共业关系使原来的大家庭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关系。当然，此种共业关系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具有暂时性特点，此种家族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强大持久的宗族分支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合法依据的财产继承习俗也规定了一个父系继承的系统，宗族成员之间有着继嗣及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与宗族村落的成长。在促进宗族成长方面，南方养膳田作为祭产共业继承习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养膳田地继承上，南北方习俗有所差别。在北方乡村社会，养膳田的继承仍然与养生送死有关，陕西蓝田县养膳地就是“父母生养死葬之业”，负责养生送死的儿子享有养膳田的继承权。陕西扶风县的养膳地是个例外，名为香火地，归主持家族祭祀的长子继承，实际上也大多用于生养死葬的开支。[57]
南方社会重视奉祀祖先，“蒸尝视为孝子仁人最要之务”[58] ，抽提祭产为一项重要社会习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养膳田往往成为共同继承的祭产。虽然由于近代乡村财富向城镇的转移、乡村贫困化及新文化对祖先崇拜的冲击，养膳田抽提祭产甚少发生，但近代习俗调查资料及方志均有此习俗记载，如福建浦城“父母养膳约占诸子分产之半数，父母亡故，即以为祭产”；江西横峰县养膳田，“如父母均故，则拨作父母祀产居多”。[59] 宜北县家庭析产，“抽存一部分父母犹存作为养老田，殁后作为祭田”。[60] 与此同时，在四川等南方地区，与北方长子继承祖宅习俗不同，有“分爨时除留祖宅”作为共同财产的继承习俗。[61]
此种祭产、祖屋的继承为家族共同继承，成为宗族凝聚的物质基础，也是宗族关系成长的基点，中江县的风俗调查说： “兄弟析产分居各为一家，遗产多者则留一份为蒸尝，共占蒸尝者则分别为宗族，其无产或遗产少者则各随生活而人他适，有家制而无族制者多矣”。[62] 南方乡村土地关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共同继承的祖先祭产较多，“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遗下以备祭祀者为血食”[63] ，其中许多祖先祭产就是由养膳田转化为祭产。共同继承祖先祭产的子孙 “不论族服疏远”均可参加集体祖先祭祀活动，“皆设有祭银、祭田以赡其祀”；[64] 同时共同祭产可用于宗族的赡济助学及公共事务开支，“子孙贫者因得分惠，而资以振之”[65] ，从而构成了宗族生长的物质基础。
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分支理论中，公产是宗族分支与凝聚的关键，拥有公产的“小族支会不断成长，成为一个大而繁荣的合作单位”。[66] 近代乡村财产习俗调查资料可以对弗里德曼理论作一个补充：这种带来宗族分支与凝聚的最早公产主要就是养膳田转化而来的祭产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继承特性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密切联系的宗族群体因此而成长。
北方社会的养膳田主要用于生养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继承，缺乏共同继承的祭祀公产；而长子长孙田及香火地等属家庭私产，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义，临县长子长孙田“初不知为主庙祭而设”，兴县“析产者亦拨长子、长孙田，然不知其为祭设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动，“祭品不必备物，视农家所恒有者，仪文简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产物质基础，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洁蠲奉奉祀处”[69] ，乡村社会祠堂稀少，北方宗族关系就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南方社会恰好与此相反，养膳田转化为祭产，祭祖活动又强化了人们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产不断积累、合并与扩大，乡村社会普遍出现大规模的祠堂公产，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关系。
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也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在乡村财产继承过程中，宗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产分家的中人是亲族与外亲、乡邻的结合，如高邑县家长分产时，需要“约同家族长辈或乡邻中洞达事理者”均分财产。[70] 在许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势力，如黑龙江各县分析财产“由主持家务者召请亲族公同议定”。而且族长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清苑县“凡同族遇有继承分居事项，须有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71] 特别是在非亲子继承的财产继承或争议较大的亲子财产继承中，习俗上往往由族长代立分书，族长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权与宗族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宗族主要依据宗祧继嗣原则制约家庭父权的财产继承安排，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假如父亲的遗嘱不公，本门亲长或族长可以改变”。[72] 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县、浙江富阳县，赘婿继嗣并继承女家财产均须经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家庭父权作出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特殊财产继承安排，须经亲族或宗族认可方能生效；[74] 非亲子的立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宗族势力的操纵与影响，各地宗族均有不得异姓乱宗规定， 1934年的武昌张氏宗谱“凡例”规定：“倘溺爱异姓而不择立本宗者，须由同族将其产业捐入祖祠，以作祭业，而除其名，永不入谱”。[75] 异姓财产继承人往往面对着宗族势力的强大压力，难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县，养父母去世后，“义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亲属之干涉，其或夺其财产而逐之”。[76] 四川蓬溪县的抱子多为“各族属轻视欺凌”。[77]
一般说来，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其财产继承中的宗祧继嗣原则就更为严格，而且更多地照顾亲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择继有分润亲族的习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给若干财产”。当然，乡村宗族社会毕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父权仍然是影响财产继承的基本权力，宗族有时也会与家庭父权达成某种妥协，如江苏句容县赘婿继承的家庭“须纳资于祠，其婿即可登谱顶门，享有被继承人一切之权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会因金钱出卖宗祧继嗣权，而是承认异姓子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并不承认他们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而是将异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谱系或是有区别地列入谱系之中，湖南长沙、浏阳等县宗族将异姓子列入副谱或零谱，江苏武进、浙江诸暨、福建建阳等县宗族是在谱系中标明义子继子抚子螟子等字样，或者是在谱系中“亲生子则朱线，买养子则用蓝线”，或者是在谱系中分内外行以容纳异姓子。[79] 以此方法将他们区别于宗族，同时又将他们纳于宗族生活共同体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关系薄弱的地区，宗族关系还不能构成强大约束力，家庭父权在立继方面就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财产继承习俗中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等就会较多，北方乡村许多较多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与宗族关系较弱有关，如陕西蓝田县当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异姓继承较多，“并无户族以异姓乱宗名义出而理论”。[80] 可以认为，南北方宗族关系强弱差异是造成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26页。
[2] 仁井田升《中国 农村家族》主要以华北满铁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社会，其中涉及到近代华北乡村财产继承习俗问题；沃尔夫、黄介山的著作（Arthur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调查材料及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研究台湾三峡地区婚姻与收养制度，其中涉及到过继子与财产继承等问题；斯图柯德的著作（Janice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_）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问题，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财产继承权问题。华琛的论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June 1975) ，293-306.）则对香港新界的过继习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也对长江中游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作了一些探讨。
[3] 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录》）（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页。
[4]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见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4页。
[5]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4、1580－1583页。
[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6、1676、1517页。
[7]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22页。
[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页。
[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72－1573、1579－1580页。
[10]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07－108页。
[11] 《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_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宁县风俗调查报告》（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博野县风俗调查纲要》，《河北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县风俗调查纲要》，《山东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档：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5页。
[13] Janice ，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页。
[15] 《 沅陵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9页。
[1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页。
[17] 在湖北，汉阳等7县准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在麻城等2县则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626、1655页。
[18]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页。
[1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页。
[2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页。
[21]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页。
[22]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页。
[23] 《调查报告录》（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页。
[2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5、1298页；《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111页。
[25] 《调查报告录》（二），第1721页。
[2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00、1549页。
[27]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1－158页。
[2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88、1380、1375－1376页。
[29]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国85年春季。
[3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6、1784、1476页。
[31] 石磊以华北地区为例说明“宗”的继嗣特点，石磊：《房与宗：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汉人继嗣体系》，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委员会：《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
[32]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页。
[33]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36－137 页。
[34] 《调查报告录》（二），第1754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简称《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编，1930年印本， 300页；《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第69页。四川绵阳有“多有宗子分老宅习惯”（《四川省绵阳县风俗调查纲要》，二档：十二（6）全宗，18269卷），绵阳地区与陕西、甘肃交界相邻，疑为陕西移民习俗。
[35] 陈其南以华南地区为例总结了房的继嗣特点，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131－136页。
[3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页。
[37] 河南开封“率牢盆”等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81－1382页；山东东阿县“摔漏盆” 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页。
[38]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1402、1318－1372页。
[39]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2页。
[40]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77－178、114页。
[41] 《调查报告录》（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页。
[42]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48、1567、1452页。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8页。
[47] 黄安《滠水吴氏宗谱》，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县风俗调查表》：《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_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54－1555、1479、1594页。
[50]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页。
[51]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52] 《调查报告录》（二），第1260、1037页。
[53]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224、104页。
[54]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127页。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
[56]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 137－139页。
[57] 《调查报告录》（二），第1730、1737页。
[58]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51页。
[59] 《调查报告录》（二），第 1597－1598、1517页。
[60] 《宜北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934页。
[61] 《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0页。
[62] 《中江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_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会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69－1170页。
[64] 《新化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1页。
[65] 《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90页。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
[67] 《临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兴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9、597页。
[68] 《密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2页。
[69] 《无极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7页。
[70] 《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页。
[71]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7－1360、1295页。
[72]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17页。
[73]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5、1418、1566页。
[74] 《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75] 张佩华等修：《武昌张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凡例，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76] 《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
[77] 《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_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78] 《调查报告录》（二）， 第1685、1693－1694、1639、1659、1466页。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12篇
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一）准备阶段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选择调查点。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
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x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总的来说，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
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20xx年，我让一位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
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作调查，因为该村在_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
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总的来说，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2、熟悉调查点情况。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 x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另外，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3、撰写详细的和设计调查表格。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不用表格。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有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4、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
（二）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到当地x报到，取得当地x的支持。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x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x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x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x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x，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x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x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x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而现在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x也不会听民委的。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和乡x。每到一地，总是先找，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2、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查点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村或寨调查。这对于全面了解调查点大有好处，在没有正式调查之前便掌握了调查点的户数、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体社区调查点尚未选定，可征求当地x的意见。
3、选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风俗不同，应视具体情况和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而定。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般都是住在当地人家庭中，实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劳动。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选择居住地，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调查，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x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我在新疆调查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当地人家中。二是考虑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虑人身安全。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而且关系较紧张，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则会影响调查的顺利进行。
（三）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
2、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
乡村与城市不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脏，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脏，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净，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净。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去拜访人家，都带好烟、好酒和其他礼物。到哈萨克族家作客，必须给小孩礼物（如糖果等），这是最一般的礼仪。如果没有，主人会不高兴。
3、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
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占小便宜。
4、观察要细。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参与观察又有“深”和“浅”之分，只有观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调查研究报告。如果观察不深，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来。
5、访谈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
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
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xx年调查北京的朝x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她丈夫在外、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
6、要倾听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意见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x或法院解决问题。
7、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
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
（2）注意收集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_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_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8、边调查边整理资料
每天做田野笔记，是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习惯。我认为，不仅要做田野笔记，而且要边调查边整理。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可以随时补充。我在新疆调查时，通常是白天访谈录音，晚上整理录音带。
9、调查的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x人不一样，x人调查x人不一样。城x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13篇
秋收已进入尾声，秋冬生产拉开帷幕，岳阳县月田镇的田野上一片忙碌的景象。月田镇陈伏村一农民――陈威名，正在自家已收割完毕的稻田上收拾稻草，他的身后矗立着几个稻杆搭成的草棚。谈及这些草棚，陈大叔一脸的开心，他告诉我们，这是他为种植蘑菇搭建的。陈大叔说因为家里没有养牛，往年收割后稻草跟很多农户一样在田里就焚烧了，不仅浪费稻草还污染环境弄得乌烟瘴气，而在学习了蘑菇种植技术后，家里的稻草都用来种蘑菇，这些稻草除了搭棚之外还是种菇的好基质，来年收菇之后发酵过的稻草还田还是上好的肥料，没想到不起眼的稻草给自己带来了可观的财富。
稻草是广大农村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很多地区因稻草大量剩余，常常采用大面积集中火烧的方式进行处理，这样，既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又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何对稻草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促进农业生态良性循环?为此生物课外活动小组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活动，希望能为节能减排，充分利用资源尽一份力。
2 活动计划
活动计划见表1。
3 调查过程及结果
此次调查活动采取了多种方式，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数据，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力求真实和准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在教师的带领下，走出教室，走出课堂，到图书馆查阅了一系列图书、报刊、网络资料，以便更好的了解家乡概况，农业生产常识等；到农科站索取了本镇农田水稻栽培面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利用情况等数据；在靠近学校的周边村子选点实地观察；到几个种植户走访调查对稻草进行综合开放利用情况、用稻草种蘑菇的相关情况；同时走访了村里的一些居民，了解了居民对稻草进行综合开放利用认识及对稻草火烧的方式进行处理其污染危害的看法。限于自身能力，学生只能以走访调查与主观估测相结合的方式，作出一些粗浅的评价。
实地观察过程及结果
实地调查中，一共选取了3个区6个观察地点(分别为花苗区花苗点、江先点，月田区毛家点、徐家点，黄岸区湾头点、大桥点)。对稻田中稻草的处理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3个区6个观察地点的稻田中稻草，60％的稻草都被采用焚烧处理了，田野里四处乌烟瘴气；10％的稻草还散放在田野上，只有30％的进行了再利用。
(1)稻草露天焚烧直接导致大气污染，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在每年的收割季节，尤其是在初夏季节，为了尽早完成晚稻的种植，农民将大量的废弃稻草直接在田地里焚烧，导致空气中总悬浮颗粒数量明显升高，焚烧产生的浓烟中含有大量的CO、CO2和SO2等有毒有害气体，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2)露天焚烧稻草带来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浓烟，直接对交通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紧挨公路两旁稻草露天焚烧时的浓烟、雾障、影响了司机视线。一旦由此发生交通事故，将造成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3)形成新的火灾隐患。近年来，稻草露天焚烧导致火灾事故频频发生。据相关资料报道，每年因燃烧稻草造成山林失火，直接经济损失严重。
无论从环境角度还是从安全角度考虑，采用焚烧处理，这一现象都存在潜在危害，应该引起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走访调查种植户情况及结果
据调查走访陈伏村和三让村的两位种植户，活动小组了解到：2006年开始，这一带的农民陆陆续续利用冬闲田种起了蘑菇，种植的人并不多，规模也不大，经几年试种蘑菇后，现在农户的积极性才高起来，少数农户纷纷利用冬闲田和稻草也种起了蘑菇。放眼望去，田野上一个个蘑菇棚如小山包矗立在田野上，少了焚烧稻草的浓烟，这里的田野干净而生气勃勃。
通过这次调查，了解到一种用纯稻草栽培平菇、草菇的方法：包括浸草脱蜡、上架培育共生、打包播种、排包培菌、菌墙出菇，其特点是整草成捆浸泡在石灰水中，成捆放在室内竹木架上，然后升温至65-75℃并保持50-80min，在草捆上播种后，用农膜裹紧，放在室温为24～26℃，湿度为80-90％的室内。该方法采用纯稻草为原料，不用辅料，不切碎，方法简单易学，便于推广，该方法的菌丝满袋时间为5-6d，12d开始出菇，生产周期55-60d，成品率99％以上，生物转化率为150-200％。适合大面积栽培平菇、草菇、木耳等食用菌类。去年，陈大叔与妻子二人搭了6个草棚，面积600m21m2可以采集蘑菇20kg，除去本钱，×104kg的蘑菇卖了万元。今年，因为妻子外出，自己一个人搭建了400m2的草棚，准备这个冬季好好赚一笔。三让村的周师傅还告诉我们：这些稻草除了种菇的好基质之外，来年收菇之后发酵过的稻草还田还是上好的肥料，N、P、K含量高。水稻与蘑菇可进行田间套作，每年可种一季晚稻，从10月中旬至第二年秋共九个月可进行蘑菇生产，有效地利用稻草和土地资源。没想到不起眼的稻草给人们带来了可观的财富。
农户家访问、田间实地观察、跟父母和邻居了解稻草焚烧的原因
了解到月田镇农户焚烧稻草的主要原因有：
①现在的农村家庭基本都用上了煤气等洁净燃料，而且养殖牲口也少了，稻草的生活需求量减少且保存不方便，再加上工作的繁忙，于是大部分农民都认为与其把稻草搬运回家堆放着占据空间，还不如焚烧在田间，既省时又省力。还有农民对农业施肥知识了解不全面，有的甚至认为，烧了是有好处的，能增加肥料，且不知，烧掉对土壤与庄稼来说破坏得更多。
②环保部门工作不力。环保宣传力度不够，农技站每年也进行宣传，但农民们的意识根深蒂固，需要深入各村到户宣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③没有处理稻草的先进设备，没有建立相关的处理稻草的工厂。
④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农民们贪图省力，稻草是农业副产品，怕麻烦，环保意识差造成的。
图书、报刊、网络资料查阅及结果
资料查阅得知稻草成分、用途和稻草的主要处理方法分别是：
(1)稻草成分：稻草含有粗蛋白质，粗脂肪，粗纤维，钙和磷等。
(2)用途：生物课外活动小组分工合作，查阅了一系列图书、报刊、网络资料，了解到除用纯稻草栽培平菇、，草菇的方法外，在生产生活实际中稻草还可以有如下用途：
①无粮造酒。
②生物制造纸浆。
③糖化猪饲料。
④加工碳黑。
⑤当作燃料。
⑥作为牛饲料。
⑦用来结绳索。
⑧晚稻草质软，可以铺床、盖草房、保温催芽、烧灰后可以吊碱性的灰汁以浆洗衣物或制灰汁团。
⑨将刚收割上的新鲜稻草压成垫，可作为工业部分零件护垫，可代替泡沫部分功能
……
因此稻草用途较多，可以变废为宝，理应受农民重视。
(3)稻草的处理方法：
稻草通过有效的处理，可改变原来的体积和理化特性，便于牛采食，增加其适口性，有利于营养的消化
吸收。稻草的处理方法如下：
①碱、酸联合处理：
把铡短的稻草放入木桶或水泥池内，加质量分数为％～2％的氢氧化钠溶液浸透后取出，放入窑内压实，过12-24h后取出，仍放入木桶或水泥池内，用3％的盐酸浸透，随后将溶液排出，即可喂牛。消化率可提高20％-30％，利用率可提高60％以上。
②氨化处理：
稻草经氨化处理后，粗纤维消化率可提高％～11％，蛋白质消化率提高％％，有机物质消化率提高％-8％，可补充蛋白质不足，营养价值达到或接近青干草水平。
其制作方法是：把铡短的稻草放人干燥的窑内压实，每100kg稻草浇12kg质量分数为25％的氨水或的尿素水溶液，填满后封严。5-7d后打开，通风，等氨味消失后即可饲喂牛。
③铡短：
将稻草铡成3～4cm长段，有利于牛咀嚼，减少咀嚼时消耗的能量，增加与消化酶的接触，提高消化率，且易与谷物精饲料混合。
④加酶发酵：
在铡短的稻草中加纤维素酶制剂发酵，可使蛋白质提高％，粗脂肪提高％，稻草质地变得柔软，可保存2年。牛采食量提高，能减少胃肠病，并且有增膘复壮作用。
⑤氢氧化钠与石灰联合处理：
铡短的稻草用喷雾器喷洒％的氢氧化钠和％-2％的石灰混合液，然后压实。再依次铺稻草，并喷洒混合液。堆放1周后喂牛，粗纤维消化率可提高30％。
⑥石灰处理：
铡短的稻草每100kg用生石灰或熟石灰3kg，食盐1～，加水200-500kg搅拌均匀，浸泡2-3h后，捞出放在地面压实，2～3h后即可喂牛。或者把铡短的稻草放在1％～2％的生石灰中浸12h以上，捞出喂牛。
4 收获、体会和建议
收获、体会
(1)了解了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方法。
在课题提出问题的同时，全体成员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整个研究实践活动之中。在方案的拟定――分组分工――查找资料――设计调查表――实地参观、采访――邀请专家指导――撰写调查报告等环节中都亲身参与，收获颇多。每一个环节全本成员都分工明确，任务落实到人，实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由于事先的周密安排，制定了详细具体的日程安排，因而在开展整个研究活动时就显得有条不紊。学生通过活动也了解了调查实践活动小课题研究的过程和方法。
(2)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在调查实践活动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对此进行了整理与筛选，提高了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次课外小组的活动，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活动开展得很成功。深入了解了对稻草如何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及利用价值和意义，深深地认识到稻草是值得发掘的田野里的财富，让稻草废物变成稻草资源。在活动中增长了社会见识，增强环保意识，锻炼了社会实践的能力。
建议
①政府相关部门应加以科学性的引导，并进行政策扶持，对种植蘑菇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助。
②多举办一些科普宣传。由村委出面，结合农技站宣传，利用学生及家长的宣传力量、电视媒体等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使农民知道稻草露天燃烧的危害，对稻草的价值有更深刻的了解。积极为农服务，农技站、文化站应多提供技术指导和科普图书，并增派技术员下乡。
田野调查研究报告 第14篇
六月里的一天，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山村故乡。上午，一场大雨把乡村的山川原野冲洗得一尘不染。傍晚，我独自沿着田间小路，来到小时候常跟堂大姐一起去放牛的小山岗。我美美地呼吸着田野里清新的空气，我尽情地欣赏着乡村恬静美丽的晚景！
眺望远处。啊，视线尽头多像一幅画：柔和的夕阳，绚丽的晚霞，横卧在不远的天边的群山，倚山而建的一簇簇的村落，一家家房顶上升起的袅袅的炊烟……奶奶还在世时说过：一层山水一层人。我望着群山在遐想：大山背后又是一层怎样的山水？怎样的人呢？这里看不到城市的车水马龙，听不到城市的各种声响喧闹，但却充满神秘。
近处，是一片金黄的稻田。①一阵晚风吹来，稻苗一起一伏的，②使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金色的海洋之中。稻田的边缘是一排排的丝瓜架，瓜蔓儿上开满了一朵朵金黄的花。辛勤的小蜜蜂正“嗡嗡”地③一边唱歌④一边采蜜。丝瓜棚旁边那块碧绿的西瓜地上，虽然没有蜜蜂的歌唱，却有着丰收的喜悦。瞧，⑤一个个大西瓜⑥像一个个胖娃娃似的'躺在瓜蔓母亲的臂膀里，夕阳的余辉轻轻地爱抚着它们，催它们入睡。
在我身边的山坡上，则是另一番景象。三五只水牛在草上悠闲地啃着草，不时还抬起头来。面对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晚景，“鸣鸣”地长叫几声来抒发自己快乐的情怀和感受，那低沉浑厚的余音在宽阔的田野回旋，使人听了兴奋。
乡村的傍晚多美呀！我如果有架照相机，定要把那起伏的山峰，金黄的稻田，西瓜地里丰收的景象和那引颈高歌的大水牛一一拍摄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在我的影集里。我多么喜欢乡村那迷人的傍晚；我多么喜爱这乡村恬静的生活！
2、第1自然段主要是写。回到家乡欣赏着乡村恬静美丽的晚景
3、B、按从远到近的顺序观察
眺望远处，啊，视线尽头多像一幅画：——近处，是一片金黄的稻田——在我身边的山坡上，则是另一番景象
4、第一段“我尽情地欣赏着乡村恬静美丽的晚景！”最后一段“乡村的傍晚多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