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案例分析实验报告 第1篇
内容提要: 由于普通法对于荐证人承担民事责任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要件，美国各州通过制定成文法的方式降低了原告在证明荐证人的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方面的举证要求，继而构建了追究荐证人民事责任的新路径。根据我国现有侵权理论追究荐证人的民事责任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普通法上的困境，因此，在未来侵权法中确立荐证人侵权责任的专门条款，明确并且降低其责任的构成要件，成为构建我国未来荐证人侵权责任制度的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荐证广告对于我们目前
二、美国法上荐证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路径和制度
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普遍采用荐证方式对其商品或服务做出夸大其辞的宣传，诱导购买其商品或服务。当时美国荐证广告也有不乏采用虚假或误导的方式欺诈消费者，当虚假广告人破产时，很多消费者便提出了一种新的诉讼形式，即要求追究荐证人的民事责任。面对这种新型诉讼，美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诸多争议，但最终还是较为妥当地建立起了荐证人民事侵权责任诉讼制度。
（一）基于《联邦交易委员会法》提起的民事诉讼
美国国会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了《联邦交易委员会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并授权联邦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对荐证广告行为进行监管。ftc还为此专门制定了《荐证广告行为指引》（guides concerning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为实际监管提供参考。但《联邦交易委员会法》只是授权ftc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才对违法行为进行干预，ftc不会对个人利益受损进行补救。[⑤]尽管《联邦交易委员会法》授权ftc对于欺诈性荐证广告行为排他性的执行权，但是许多消费者仍心存不甘，仍然试图根据《联邦交易委员会法》提起民事诉讼。然而，绝大多数的联邦法院都拒绝从《联邦交易委员会法》中为消费者寻找隐含的民事诉讼权利。
在一起对生产止痛片的非处方药生产商excedrin的集团诉讼案件中涉及到了关于此类民事诉讼的理论分析。[⑥]在该案中，excedrin在广告中宣称自己的药品比阿司匹林更加有效，而消费者认为这是一个虚假欺诈性的广告，并宣称受到了经济性的损害。联邦上诉法院对于ftc在执行《联邦交易委员会法》的职能经过冗长的讨论后，认为国会并没有试图在《联邦交易委员会法》中赋予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而是试图赋予ftc对欺诈性的荐证行为排他性的执行权。联邦上诉法院还随之对可能产生的附属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赋予消费者民事诉讼的权利）可能会导致零碎的个人诉讼，并且可能会与《联邦交易委员会法》的执行发生冲突。
随着上世纪80年代ftc放松对荐证行为的监管，以及其颁布的《指引》对投资者保护的不断弱化，人们不断抨击ftc在救济欺诈消费者方面的不作为。[⑦]因此，美国民众要求通过立法赋予消费者对欺诈性荐证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呼声越来越高。
（二）普通法上的侵权责任
在试图寻求《联邦交易委员会法》作为民事诉讼根据的企图失败后，许多受害人开始尝试依据普通法中的欺诈理论追究荐证人的民事责任。根据普通法的要求，要想提起欺诈或误导性的侵权诉讼，原告必须证明以下事实：被告对关键事实作了误导（虚假）性的陈述；被告知道或者相信陈述是假的或缺乏充分的信息推导出陈述的真实性；被告有意诱导原告依照其陈述行事；原告正当合理地相信了被告的陈述并由此受到损害。[⑧]以下我们主要沿着普通法与州成文法之间的区别为线索来介绍普通法侵权之诉的构成要件。
1．就虚假陈述方面而言，普通法与州成文法没有实质性区别。按照普通法的规定，其陈述无需是明显虚假的。首先，如果一个陈述包含了错误和正确的两方面内容，而错误更有可能被接受，那么这种模棱两可的陈述也被认为是误导性的；其次，如果陈述表面上是真实的，但是它却可能在消费者内心产生错误印象的，也被认为是误导性的；最后，一个能够掩盖正确内容的语言或者行为的陈述也被认为是误导性的陈述。[⑨]为了更加便利消费者利用普通法追究荐证人的民事责任，一些学者曾经创造出了“学术投机和公众形象理论”，[⑩]但在kramer v. unitas一案中，这一理论并没有被法院所采纳。johnny unitas是一个著名橄榄球后卫，一天他出现在一个名为first fidelity投资经纪公司的广告中，随后他成为该投资经纪公司的广告代言人。一个first fidelity投资经纪公司的代表在广播中宣布了一个包含了高收益、安全以及满足所有谨慎投资人需要事实细节方面的投资计划。随后，unitas也凑过来，并且邀请听众向fidelity公司电话咨询以了解详细情况。但是unitas本人和他的经纪人都没有对fidelity公司以及投资要约的真实性做过调查。后来该投资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众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当投资者经纪公司宣布破产后，受害人根据普通法的欺诈理论对unitas和他的经纪人提起诉讼。但是，佛罗里达州的初等法院和负责上诉审的第11巡回法院都批准了unitas“立即判决”的动议，[11]因为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被告欺诈的初步证据。初等法院认为被告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原告可以信赖的陈述，由此也就无法对其提起欺诈诉讼。第22巡回法院也认为 unitas和他的经纪人根本没有就fidelity公司的投资方案做任何虚假的陈述，相反，unitas只是在电台中号召大家自己打电话咨询投资问题。由此，法院做出了一个事实性问题的裁决，即unitas和他的经纪人根本就没有对fidelity公司的投资计划做出荐证。“确切的讲，unitas只是仅仅是介绍了该公司，建议听众自己去调查和咨询该投资计划。”[12]法院认为unitas的陈述至多属于“吹嘘行为”，而这不属于欺诈的范畴，被告要求人们对投资问题做进一步的询问并不构成原告可以合理信赖的陈述。在这一点上，普通法明显与ftc的指引有区别，因为按照ftc指引，一个名人只要他为公众所熟知，并且（不太明显地）推荐商品，那么他就是荐证人。根据指引的规定，对于是否构成荐证行为，实际的言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名人将其个人声誉或个人形象附加在商品中的事实。[13]
2．在被告人主观要件方面，相对于州成文法而言，普通法对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更为严格，主要体现在原告必须承担被告明知、欺诈意图方面的举证责任。州成文法并不要求原告搜集被告知情和诱使原告信赖被告的意图方面的证据。在通常的普通法案例中，一般都会假定被告不会冒着声誉受损的风险在广告中故意去陈述虚假的事实。但是名人在做广告时有意识地忽略重要事实，或疏忽大意地忽略陈述的真实性，那么此时就构成了“明知”。[14]尽管州成文法对意图要件做相当狭隘的解释，但是荐证人很难狡辩说自己没有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意图，因为这恰恰是荐证行为的目的所在。[15]
3．在原告是否合理信赖被告所作陈述举证责任方面，普通法也与联邦法和州成文法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普通法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举证要求，但是州成文法和联邦法相对容易的多。按照普通法，这一要件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素，其一，原告必须合理信任被告所作的陈述；其二，他按照他所信赖的陈述做出的相关的决定。按照普通法的规定，当事人不能将一个纯粹观点的陈述当作是一个事实加以信赖，只有一个对事实的误导性陈述才导致民事责任的产生。既然荐证行为只是被认为是表达了荐证人本人的观点，那么消费者就不可能去合理地信赖荐证人的陈述，并由此做出决定。实践中，法院为此规则创造出许多例外情形。当一个陈述同时隐含地表明陈述者本人确信没有其他事实可以否定这一观点，而且还确信有其他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这一观点，那么一个人就可以合理信赖这一陈述。“当陈述者被认为拥有了原告无法拥有涉及相关问题的特殊知识时”，这就符合上述的隐含条件了。[16]
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消费者一般都会认为荐证人不会撒谎，而且对于他们所陈述的商品或服务他们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由此，消费者对荐证人的陈述信赖就是合理的。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质疑，认为当一个专家或者名人对相关商品或服务的陈述与他们各自的领域没有明显的联系时，并不能得出消费者会合理信赖专家或名人的观点。[17]州成文法采用几个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如有的州干脆就对此要件不作要求，有的州采用了一个正常的消费者是否会信赖该陈述作为判断标准。
（三）州成文法对消费者救济
尽管《联邦交易委员会法》排除了消费者对欺诈性荐证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但消费者可以另辟蹊径，依据其所在州的《反不正当和欺诈行为法》（unfair and deceptive acts and practices 以下简称“udap”）获得救济。大多数州的udap都是仿照《联邦交易委员会法》制定的，由此也被称为“小《联邦交易委员会法》”。还有一些州以《统一消费者买卖行为法》为蓝本制定了“udap”，以禁止对消费者交易进行欺诈和不公正的行为。其他一些州则以《统一反欺诈交易法》为蓝本制定“udap”。其余的州则采用普通法为救济途径，并制定了旨在禁止对消费者进行欺诈的《反欺诈消费者法》。
根据“udap”的规定，消费者可以得到包括禁令、损害赔偿和律师费在内的各种救济，一些州在特定的案例中甚至允许给予实际损害两至三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多数州也允许消费者采取集团诉讼的方式。[18]通常而言，“udap”的存在并不排除消费者依照普通法提起欺诈或误导权诉讼，但是由于依据普通法的举证责任太重，因此，消费者通常还是依据“udap”提起诉讼。
依据“udap”提起诉讼的经典案例分别是lloyd bridges和george hamiton参与的两起名人荐证广告。lloyd bridges是当时著名的演员，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中出演过主角。bridges出现在投资公司所拍摄的广告片中，并且在广告片中劝诱投资者购买obie投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而该证券是由obie相关联的债权人钻石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后来obie投资公司和钻石公司相继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他们将bridges列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认为bridges在此过程中的陈述“歪曲了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歪曲了投资公司的真实情况、将此项投资歪曲为保守型的投资、将钻石公司歪曲为‘你可以信赖的公司’”。[19]他们依据的法律是伊利诺斯州的《消费者保护法》第262章，该章将“任何不正当或欺诈行为宣布为非法，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欺诈、虚假陈述、虚假允诺、误导、隐瞒或遗漏实质性的而其他人可能恰恰依赖此事实做出判断的事实。”[20]但被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抗辩，即他本人对“歪曲事实”并不知情，而且他和其他投资者一样也被投资公司欺骗了。但是法院认为不知情的“歪曲”也是可诉的，因驳回被告的抗辩。
根据上述案例，说明根据州的成文法规定，荐证人的主观状态并不重要，被告并不需要有欺诈的意图，甚至毫不知情的误导也是可诉的。从字面解释而言，州成文法仅仅要求荐证人试图让购买者信赖他的（欺诈性）虚假陈述行为或（遗漏性）陈述行为，换言之，只要一个人试图让自己的行为产生相应的结果就可以成为被告。[21]州成文法之所以强调“信赖性”是建立在广告语都是试图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但被告还是认为《联邦交易委员会法》对荐证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要件中包含了对“误导性陈述知情性”要求。事实上，在ramson v. layne一案中，法院曾经援引了ftc1980年颁布的“同意令”，认为“如果荐证人对他所陈述的真伪确实不知情，或者是应当知情而不知情的都是不违反法律的。”但由于这样的解释出现在ftc的“同意函”中，而不是正式的裁决中，因而法院拒绝承认ftc规定了知情性的要件。但无论如何，在本案中讨论知情要件是否影响可诉性是不必要的，因为原告证明被告一个合理的询问就可以确认一个特定陈述的真伪，这本身就满足了举证要求。很多案例表明，故意不去知道某些事情不能抗辩一个“对虚假陈述的指控”。在本案中，作为委托人的obie投资公司在邻近的几个州曾经因为类似的行为被屡次指控为违反了证券法。很明显，bridges对此事没有作询问，而对此细节他本该披露而没有披露。在其他涉及相同事实问题的案件中，bridges也以自己对所陈述的真实性不知情而拒绝承担责任。[22]在其他类似的aramowicz v. bridges一案中，破产法院也认为荐证人和广告商对各自陈述的真实性负有独立的鉴别真伪的义务。
三、美国法荐证人民事责任承担制度的启示
从上述美国法相关路径和制度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经历了利用行政法、普通法和成文法追究广告荐证人民事责任的三种不同路径，但最终还是确立州成文法的荐证人民事侵权责任制度。就行政法责任追究制度而言，这与目前我国《广告法》、《食品安全法》承担职能是相似的，即只是确立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律规范，本身并不承担为消费者提供民事救济的功能；而普通法则与我国现行民事基本法律《民法通则》地位相同，在无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基本民事法律中关于侵权责任制度的构成要件。美国之所以最终选择州成文法作为救济手段，是因为按照普通法的构成要件无法对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救济，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州成文法降低荐证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食品安全案例分析实验报告 第2篇
自2009年7月1日起，我国将首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简称“基本规范”）。
这个被称为“中国版萨班斯法案”的“基本规范”是由国家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国家_、中国银监会和中国_联合的我国第一部“企业内控规范”。
鉴于“基本规范”体现了国内内部控制的最新观念，以下运用其五目标（合法合规、资产安全、信息真实和完整、经营效率和效果、战略实现）和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的分析方法，对三鹿集团进行内部控制案例分析。
尽管三鹿集团“毒奶”事件引发的全国食品安全震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重新回头来观察事件发生之前的三鹿集团的内部控制情况并进行分析，还是会对中国企业避免重蹈三鹿集团的覆辙，都有着十分重要而又积极的警示意义。
内部控制的五大目标
底线：合法合规性
合法合规是内部控制的最低目标，或者说是底线。三鹿集团身处关系国计民生的食品行业，不仅没有信守承诺――向社会提供优质乳制品，为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做出贡献，反而在市场和利润的利益诱惑面前，置合法合规性于不顾，在三鹿婴幼儿奶粉里掺入大量的有毒化学原料三聚氰胺，致使数名婴儿死亡。
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29万余人。这种见利忘义、逆道而行的做法，是三鹿集团悲剧的罪魁祸首。
警戒线：资产安全性
资产安全是内部控制的传统目标，或者说是警戒线。三鹿集团是曾经的行业龙头和银行的优质客户，2007年底总资产为亿元，总负债为亿元，净资产为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24%。但随着“毒奶”事件曝光，三鹿集团一度拥有的近150亿元无形资产瞬间灰飞烟灭。而且，_立即启动国家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要求三鹿集团所有的奶粉在全国下架，接受顾客的退赔要求，全国所有的加工厂停产整顿。作为主要责任方，三鹿集团需要赔付因食用三鹿奶粉致病的患儿所涉天价医疗费。另据销售商预计，考虑到召回问题产品的退货款，所欠经销商货款、奶农售奶款以及包装、添加剂等供货商货款，再加上员工遣散费等，三鹿集团的总负债保守估算接近20亿元，陷入了资不低债并最终导致破产重组的困境。这表明违背合法合规底线的资产安全，是极其脆弱的，更是靠不住的。
主线：信息真实和完整性
信息真实和完整是内部控制的永恒目标，或者说是主线。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曾强调，“诚信对企业而言，就如同生命对于个人……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诚信地走下去，三鹿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只可惜三鹿集团言行不一，其信息披露没能遵循诚信原则。2007年12月，三鹿集团即接到患儿家属投诉。2008年6月，三鹿集团检验发现奶粉异常，确定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当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三鹿集团股东）得知三鹿集团奶源受污染后，要求采取措施予以恰当应对，但三鹿集团管理层对此置若罔闻，采取拖延和瞒报的手段，意图瞒天过海。之后，恒天然集团又向石家庄市反映情况无果。最后，不得已通过新西兰总理直接向_反映情况。不及时披露信息，甚至瞒报、谎报信息，三鹿集团的信息目标与内部控制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生命线：经营效率和效果性
经营效率和效果是内部控制的核心，或者说是生命线。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常识出现，是利润动机的自然产物。我们注意到，三鹿集团采取的是“牌子（三鹿集团）+奶源（地方小乳品厂）”的经营策略，大量收购地方加工厂、增资扩产，大肆进行贴牌生产，在快车道上高速行驶，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30%以上，曾经创造了令人惊讶的“三鹿速度”。但急速扩张的三鹿集团，面临的问题是旗下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大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及内部管理跟不上，奶源的卫生安全管理处于盲点状态，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大大降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割裂，相伴而生的经营风险不断累积。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经营效率和效果，使得内部控制不过是虚妄之谈。
愿景线：战略实现性
战略实现是内部控制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是愿景线。三鹿集团制定了积极扩张的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是确保配方奶粉、力争功能性食品和酸牛奶产销量全国第一，液态奶及乳饮料保持前三位。但在全球性原奶危机的背景下，奶源短缺和竞争激烈是近年来奶业发展的突出特征。1998至2006年，我国奶制品产量从60万吨增加到1622万吨，增长近28倍，原奶供应能力出现巨大缺口，原奶市场已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没有足够的优质奶源，发展战略的实现就应放缓。三鹿集团盲目冒进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
要素之一：内部环境问题
内部环境是企业建立与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基础。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三鹿乳业公司，享有56%的控股权。第二大股东是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持有三鹿集团43%的股权。其余1%的零散股份由小股东持有。从表面上看，三鹿集团具有形成良好治理的所有权结构。但大股东三鹿乳业公司推行的是员工持股，并且由经营者持大股，96%左右的股份由900多名老职工拥有，其余股份由石家庄_持有。因此，三鹿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或者说股权相当分散。以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为代表的强势管理层的存在，使得三鹿集团的治理结构演变成内部人控制。
要素之二：风险评估问题
风险评估是企业建立与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食品行业是国际上公认的高风险领域。对乳品企业来说，最重要的风险点无疑是原料奶的采购质量。我国农户的奶牛养殖规模小且分散，乳品加工厂一般没有自己的奶源，而奶制品属保鲜品，催生了奶站这一中间环节。我国乳制品行业主要采用的原奶采购模式，就是“奶农―奶站―乳企”，三鹿集团也不例外。散户奶农的牛奶，通过奶站最终被集中到三鹿集团的各家工厂。这种模式固然有不需要建立自有牧场、迅速扩_源的优点，但缺点是增加了中间商环节，且乳品企业无法直接、全面地控制奶农和奶站，而我国的奶站建设基本上没有门槛，也缺乏具体的管理办法及监管部门。为了保证食品的源头安全，乳品企业需防止食品添加剂的不规范使用和滥用。只有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技术上确有必要的，才能列入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范围。但在蒙牛、伊利等标杆企业的竞争压力之下，奶源建设曾经是全国样板的三鹿集团大量增资扩产，在激烈的原奶争夺战中，采购环节的质量控制弱化，最终酿成了“毒奶”事件的爆发。
要素之三：控制活动问题
控制活动是建立与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在食品行业，质量控制是重中之重。按照业务流程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是确保产品质量的一种最基本的控制活动。乳品企业应建立直管的奶站，从饲料种植、科学饲养到挤奶、储运，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监控，严把质量检验关。三鹿奶粉号称“有1100道检测工序”，为何没有检出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特别高？一个简单的检测工序就是，由于奶粉要经过鲜奶喷雾，如鲜奶中含三聚氰胺，会阻塞喷头。而且三聚氰胺微溶于水，掺入鲜奶暂时成为混悬液，放置后应该会有大量沉淀。我们看到的是，三鹿集团没有直接控制的奶源，且设施简陋、管理落后、卫生条件差，低价收购对应的是质量检验的放松。跑马圈地的粗放扩张、不计成本的奶源争夺，在此次“毒奶”事件中被完全暴露出来。
建立重大风险的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是控制活动的特殊措施。2008年，在“毒奶”事件中，预警机制的失灵，是三鹿集团等乳品企业暴露出的重大问题之一。三鹿集团在明知自己的产品中含有可能致人伤害的三聚氰胺的情况下，非但不采取积极补救措施，相反仍存侥幸之心，继续生产和对外销售，导致事态扩大。同时，三鹿集团的应急机制几近失效。三鹿集团采取对媒体隐瞒和否认的强势危机公关做法，从坚决否认到遮遮掩掩，从推卸责任到被迫道歉，只是在事件到了无法隐瞒的时候，才开始做产品的全面召回。
要素之四：信息与沟通问题
信息与沟通是建立与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三鹿集团的企业规模不断膨胀，无法有效地管理企业，成为制约三鹿集团健康发展的一大问题。三鹿集团是一个传统行业的制造型企业，IT技术储备不是非常丰富，每个部门的数据无法有效地收集存储。而只有建立一个通畅的企业内部信息网络，才能真正做到快速、有效地管理企业。此外，按国家《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单位应当及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但三鹿集团“长期隐瞒问题”，既没有积极主动地收集、处理和传递相关信息，没有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情况，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向社会披露信息。
要素之五：内部监督问题
食品安全案例分析实验报告 第3篇
为了切实强化较大规模聚餐活动食品安全监管，有效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_、省、市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定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较大规模聚餐活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较大规模聚餐安全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近年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把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履行政府职责、加强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健全责任体系，推行目标管理，创新监管方式，全市食品监管工作得到全面加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好转。但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几起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暴露出监管工作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不到位的地方，全市食品安全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县（区）、乡（镇）对食品安全工作还不够重视，对政府负总责的要求落实不力，对本辖区食品安全状况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分析；一些县（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强调得多，实际落实得少，监管工作没有真正抓在手上；有些县（区）对乡（镇）的食品安全督查考核流于形式，乡镇“一专三员”制度形同虚设，社会监督作用发挥得极其有限；一些部门监管力量不足，部分监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执法监管水不高，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特别是一些承办聚餐活动的单位无证经营，超范围、超接待能力经营，食品原料采购渠道不正规，冷荤凉菜制作交叉污染，聚餐环境_脏乱差_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聚餐活动食品质量安全，必须下决心予以整治解决。因此，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讲大局、重民生、促和谐、保稳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较大规模监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强化措施，开展集中整治，加强日常监管，有效杜绝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全市安定和谐的社会大局。
二、突出重点，强化监管，有效保障较大规模聚餐食品安全
（一）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各级监管部门对城区承办100人以上及乡镇所在地50人以上的聚餐、农村红白事家庭宴席、农村学校食堂供餐（含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以及重大节会活动聚餐等都要纳入较大规模聚餐食品安全进行重点监管，严格签订履行质量安全责任书、质量安全社会承诺书、承办宴席安全合同，全面实行备案管理制度。要加大监管频次和巡查力度，定期不定期地对其食品及餐饮具进行抽样检测，发现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必须依法从严予以查处。
（二）严格落实内部安全防控责任。承办较大规模聚餐的服务单位或个人，要切实承担餐饮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对食品安全负首要责任，要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规模以上单位要设置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完善从食品原料采购验收、贮存保鲜、加工制作、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留样管理和各类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等关键环节的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建立起严格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内部风险防控体系。要加强较大规模聚餐备案管理，餐饮单位应提前48小时对拟承办聚餐活动的时间、地点、聚餐人数等基本情况，通过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乡镇政府建立起的食品安全QQ群、手机短信台等形式，向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乡镇政府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办公室报告备案。
（三）严禁采购使用各类禁食用物质。承办较大规模聚餐的服务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对聚餐食材原辅料认真把关，逐一检查验收，并切实加强保管，确保食材原辅料不出任何问题，严禁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严禁采购、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严禁采购、使用农兽药残留超标的食品；禁止采购各类含有天然毒素及限制加工条件的食物等。
（四）严格落实各项规范化管理制度。承办较大规模聚餐的服务单位要更加严格落实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原料购进验收、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聚餐食品留样、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厨垃圾管理等“八项制度”和“六项记录”；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的“五专”管理措施和备案公示制度。
（五）严格推行安全合同制。要全面推行承办宴席安全合同制，凡是承办较大规模聚餐的服务单位或个人，都要与当事人签订《承办宴席安全合同》，必须作出质量安全保证，必须明确一旦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就餐人员造成健康损害后应依法承担的经济赔偿法律责任。
三、从严执法,重典治乱，始终保持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的高压态势
（一）切实加大食品安全行政执法力度。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对餐饮服务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该处罚的要坚决处罚，该查封的要坚决查封，该取缔的要坚决取缔。对餐饮服务单位不严格履行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不严格落实明确告知的法规政策和规范化管理措施，不主动自觉与当事人签订《承办宴席安全合同》，不积极采取措施整改纠正安全隐患问题，对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屡教不改、特别是丧失道德良知、明知故犯的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从重给予处罚，并纳入“黑名单”管理公开曝光，切实使其增加违法成本有所敬畏。
（二）严肃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各级监管部门对承办较大规模聚餐的服务单位要全面跟进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大力排查餐饮食品安全隐患。要坚持从严执法，对未经许可或超过餐饮服务许可范围（含超过核定最大接待量）承办提供较大规模聚餐的，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从重予以处罚；对餐饮服务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和有可能出现安全事件苗头的，责令停业整顿；对发生50人以下食品安全事件（未达到Ⅳ级事件）的餐饮服务单位依法从重处罚，责令停业整顿，整顿达不到要求的，吊销餐饮服务许可证；对发生50人以上100人以下食品安全事件（Ⅳ级事件）的餐饮服务单位，坚决依法从重查处，并吊销餐饮服务许可证，对有关责任人，依法实行行业禁入。
（三）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对有意制售假劣食品的，一律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较大（III级）、重大（II级）、特大（I级）食品安全事件等涉嫌犯罪案件，在第一时间移交司法机关立案查处，严禁罚过放行、以罚代刑，确保对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追究到位。各级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对近期集中排查整治中发现的重大违法案件要依法严惩，坚持重典治乱，始终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使严惩重处成为食品安全治理常态。
四、明确职责，严格问责，有力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一）明确监管职责，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监管责任制。
各县（区）政府要切实担当起对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责任，要深入分析食品安全现状，切实解决好影响本地区食品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对市政府及政府办公室近两年下发的有关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认真进行一次系统地对照检查，进一步研究提出推进落实的措施要求，以县（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形式上报市政府；同时要对各乡镇贯彻落实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特别是成立乡镇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办公室、组建“一专三员”队伍、开展已经明确属于乡镇政府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到位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专题督查落实，并综合全县（区）情况以县（区）政府文件上报市政府。
食品安全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和协调督查的职责，建立强有力的工作联动协调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努力形成监管合力，严禁部门之间推诿扯皮、互相掣肘，造成监管缺位。
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对县城以上较大规模聚餐、学校食堂供餐和重大节会活动聚餐食品安全的监管，教育、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配合监督管理。
食品药品监管、教育、农牧、工商和质监部门负责加强对乡镇政府食品安全社会监管业务工作的指导检查，同时积极履行好在农村依法监督管理职责。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农村红白事家庭宴席，乡镇所在地50人以上聚餐，农村学校食堂供餐和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村委会（社区）认真摸清核实辖区食品生产经营底子，从社会监督角度与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户逐一签订安全责任书，组织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和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收集和报送食品安全信息，按照《市农村家庭宴席监督管理规范（试行）》具体负责对农村家庭宴席进行审查、备案、上报和现场检查指导，确保不发生安全问题。
（二）建立食品安全事件倒查制度，严格行政问责。今后凡县（区）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未履行职责，本行政区域发生II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责令县（区）政府向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发生III级（较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由县（区）长全面协调相关部门负责进行处置，并在20个工作日内依法依规对相关监管部门和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对有关监管部门（乡镇）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其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县（区）政府主要领导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发生Ⅳ级（一般）食品安全事件的，15个工作日内县（区）政府应在行政职能范围内对相关监管部门和责任人进行处理，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报告。
（三）推行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制度，规范目标管理。各县（区）政府要强化对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的检查督导，要把较大规模聚餐作为食品安全考核的重要内容进行年度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县（区）在年度市县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
五、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全覆盖
（一）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社会宣传。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通过开辟“食品安全大讲堂”、在乡镇、村社设置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报道食品监管动态，及时“问题”食品安全警示，曝光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要利用食品相关法规颁布纪念日等有利时机，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中宣传活动，面向社会群众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政策法规和科学合理饮食常识，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帮助和监督管理食品安全，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食品安全工作的社会氛围和工作条件。